毛泽东的故事

毛泽东的故事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为此小编为大家推荐了毛泽东的故事，希望对大家有用。

　　毛泽东的故事篇一

　　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开国领袖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家风家教方面也堪称一代典范。他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志的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幸壮烈牺牲。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后，周恩来考虑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太好，怕这个悲痛的消息会使他的健康雪上加霜，就压下来没有告诉他。直到 1951年1月2日，在朝鲜战场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康复之后，周恩来才将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

　　当时担任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的叶子龙先看到了这个电报，他的心情十分悲痛，也担心毛泽东无法承受这个沉重的打击。他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默默地将电报递给正在沙发上看报纸的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电报，办公室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起来，那份简短的电报他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一言不发，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过了一会，毛泽东抬起头，双手颤抖着从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眼睛变得湿润了，可他最终也没有哭出来，只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向叶子龙摆了摆手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一个多月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北京汇报朝鲜战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内疚地作了检讨。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对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毛泽东对毛岸英要求十分严格。毛岸英8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被关进国民党的牢房。母亲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在上海饱尝了艰辛磨难。1936年夏，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他被送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军，跟随部队攻到柏林。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别19年。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后来又让他参加西北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平，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工作，毛泽东却没有阻止。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艰难繁重，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五位亲人。这个劝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多年后，毛泽东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周士钊谈了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你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整整保存了26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毛泽东对爱子无尽思念的寄托。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949年8月10日，正忙于筹备新中国开国事宜的毛泽东抽空给远在长沙的一位亲戚写了这样一封信，“杨开智先生：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敬颂大安。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杨开智，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后来回湖南工作。早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曾得到过杨开智一家的掩护和帮助。杨开慧牺牲后，是杨开智的夫人李崇德将毛岸英三兄弟平安地护送到上海，交给了党组织。杨开智的女儿杨展(信中的展儿)也很早就参加革命，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英勇牺牲。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杨开智又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至亲关系、为革命做过贡献、光荣烈属，又有专业技能，这样的条件，得到一点照顾，在北京安排一个岗位，似乎也不会有人非议。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如果开了裙带之门，开了念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赖。

　　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又回了一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讲规矩，守纪律，这就是毛泽东在亲情前的选择。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杨开智没有再提到北京工作的事，而是安心在湖南的农业部门发挥自己的专长。他先后担任过省农业厅的技师、研究室负责人、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等职，一直在湖南农业领域干到退休。

　　“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湖南湘乡唐家坨外祖父家——文家度过的。在文家，他得到了众多长辈的喜爱和照顾，也同文家的表兄弟、表姊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纷纷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其中有些人提出了希望毛泽东能够给安排工作的要求。对这些要求，毛泽东一概拒绝。在他五十年代给亲友们的书信里，有很多与找工作相关的内容：“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

　　还有的人从北京回来后，就觉得和主席攀上了关系，续上了交情，在乡亲们面前神气得不得了，甚至讲大话，摆架子，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时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他听到了群众的反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文家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高度重视。1954年4月29日，他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

　　正因为深爱着这些亲人，毛泽东才决不做他们缺点错误的靠山，不为他们的缺点错误撑腰。相反，他把这份浓郁的关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进步。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大情大爱、真情厚爱。

　　毛泽东的故事篇二

　　数荐不纳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有一个有关毛泽东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折射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内真挚健康的民主生活。

　　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就同周恩来商量，要周恩来筹备建立国家文史研究馆，以便安排那些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先生们。不久文史馆就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被聘为首任馆长，柳亚子、叶恭绰、章士钊一起被聘为副馆长，一批各界名宿成为首批馆员。很显然，当时毛泽东建立文史馆的目的，就是为这些名宿安排一个领工资的地方，或者说是国家养士的地方。可以领工资，又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自然有许多人心向往之。

　　这个时候，杨开慧的朋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时在长沙任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到了毛泽东，也想到北京去当文史馆的研究员。李淑一大概没有想到，她给当时的毛泽东出了一个难题。毛泽东在1954年3月2日就这件事情专门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从这封给秘书的信里，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毛泽东不是不想推荐，而是不好意思推荐了，原因是他已经“数荐不纳”了，荐了几个都没有批准，还好意思再荐吗?这里我们发现，毛泽东丝毫没有怪罪谁的意思，而是把自己“数荐不纳”的原因归结为“文史馆资格颇严”。所以他想，如果再荐了还是不被录用，还不如不荐了，干脆自己解决问题，从自己的稿费里拿钱帮助她的生活。

　　这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分析：首先，李淑一作为烈士的遗孀，生活有困难，理应得到妥善的照顾。毛泽东推荐她任馆员理由是充分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私人朋友关系。其次，如果毛泽东感觉从名望和地位上李淑一不适合做馆员，完全可以安排做其他的工作，解决生活问题。但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他把这件事情当做私事处理了，从自己的钱里帮助她。

　　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共和国开国之初，有着什么样的健康体制和民主气氛。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是国家主席，一个并不是要害部门的单位，竟然把他的推荐数次拒绝，而在当时，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毛泽东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丝毫没有去想这是对自己的不敬。

　　毛泽东的故事篇三

　　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泽东。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泽东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泽东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泽东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泽东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泽东，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泽东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泽东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泽东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泽东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 “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泽东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泽东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泽东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泽东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泽东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泽东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泽东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泽东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泽东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泽东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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