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成功人士创业故事
在充满竞争压力的商业界，想要创业成功，那么就应付出努力。成功的创业人士的故事值得我们学习。下面小编已经为你们整理了商业成功人士创业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商业成功人士创业故事一：韩鹏
在常人眼里，身为“90后”的韩鹏无论从年龄还是学历而言，都与互联网创业离得很远。但事实上，韩鹏一手打造了他的微信营销团队，短短半年时间就网罗了30多位大客户，成为武汉本地微信营销的领头羊。
跑遍一线城市考察市场
2010年，年仅18岁的韩鹏已经开始了创业之路，他联合同学开发了一个类似于尚生活校园版的项目。尽管该项目做得并不算特别成功，但韩鹏从中积累了不少的创业经验。“它让我了解到运作一个项目的具体过程。”韩鹏向记者介绍说。
年，对于互联网触觉敏锐的韩鹏意识到，微信的商业模式正在悄然成型，“那个时候，利用微信给企业做营销推广的业务，已经在一线城市铺开了，只不过在武汉还没有形成气候。”
虽然发现了商机，但韩鹏并未盲目去做，他十分重视项目前期的市场调查工作，从当年10月开始，他用了三个月时间跑遍国内一线城市，考察微信营销的市场情况。考察结果让韩鹏认定微信营销大有市场，他立刻着手组织团队。年初，韩鹏的团队正式成立，而那时，武汉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微信营销团队。
网罗名企带动更多客户
韩鹏能在短时间内建起稳定的客户群，准确的定位是关键。“我找客户只会瞄准每个行业的前三名。”韩鹏分析说，“一则小企业没有闲钱做这个，此外，如果我们把一个行业的前三名发展成了客户，后面的企业自然会被带动起来。”
韩鹏的这一招果然起到了作用，如今他的30多位客户全都是行业里的知名企业，而他预期的带动效应也产生了。据韩鹏介绍，目前包括凯威啤酒、多个光谷片区的楼盘，都在与他的团队洽谈合作事宜。
韩鹏向记者介绍说，“目前企业给我们托管微信，主要有套餐类和自选类两种方式。套餐类分为标准型、商务型、门户型和超级门户型四个等级，而自选类则有4个大项和58个小项供客户选择。一般小企业的单子，每月大概收费4000元左右，最大的单子也可以做到一年30万。”
如此高昂的运营费用，客户效果如何保证呢?韩鹏说：“我们在和客户签订合同时，就会把KPT(绩效考核)写进合同里，比如，我们每个月要保证客户的微信达到多少粉丝数、发多少条信息等等。”
筹划自建微信电商平台
韩鹏的野心并不仅仅停留于为他人做嫁衣的层次，他向记者透露，目前团队正在筹建自主的微信平台。空办一个微信平台，显然是很难形成影响力的，韩鹏对此心知肚明，“我要办的是一个具有电商功能的微信平台。”韩鹏告诉记者，他的团队目前已经开始和中百就相关的合作事宜进行洽谈了。“如果和中百谈成，我们就会在自己的微信平台上发布中百商品的图片文字信息，消费者只需点击自己想要的商品，我们便会立刻送货，并保证一小时内能够送达。”韩鹏向记者描绘着关于团队未来的发展方向。
商业成功人士创业故事二：黄恺
黄恺的低调早有耳闻。但当这个来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着纸杯子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还是让人觉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横条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几次穿着这件衣服出镜接受采访)，随意裹在身上的宽大棉服、运动鞋、凌乱的发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为他是中关村某公司做IT的。谁能想到，这个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轻人就是三国杀的创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岁以下创业者的榜单。
提起自己这次上榜，黄恺显得十分平静：“我的宣传通知我，我要被选进《福布斯》榜单了，也没人征求我的意见，反正我觉得周围也没人看这个。”
采访中，他时而自信，谈到“游戏是一门艺术吗”，他笃定地说，“当然是，游戏太是艺术了，和创业家比，我更承认我自己是艺术家”。时而感性，“我最近看《源代码》，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时而和记者辩论起“达芬奇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采访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的“云淡风轻，处变不惊”的状态。
每个问题，他都会思忖良久后慢慢作答。他会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突然思维跳跃，然后又不留痕迹地绕回主题。只有在谈起他面前桌上摆满的桌游产品时，他才略显激动，语速加快。
然而这样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却总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面对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巧妙地绕开、推回并反问记者;问到创业初期的艰难，他会问宣传：“哎，我不记得了哎，你说，我有过什么艰难啊?”当记者让他用一个词评判自己，他会说：“我很少评判自己，你看见我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最后拗不过，只得说，“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低调可以算一个吧”。
的确，低调如他。就像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三国杀，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黄恺一样。
“他们不让我玩电子游戏，那我只好自己做游戏玩。”
如果说“天分”这个概念真实存在的话，黄恺一定是有桌游天分的。10岁，在大多数男孩子还在外面灰头土脸疯跑疯玩儿的时候，黄恺已经开始自己做游戏了。因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所以对黄恺管教很严不让他玩电子游戏，甚至把他的漫画都封起来禁止他看。在硬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黄恺自己做了很多桌面游戏。他在纸上画地图、画小人，在地图上打仗。这个游戏被他周围几个比较铁的哥们儿从小学一直玩到初中。
上了高中，热爱游戏的黄恺就给自己定了个小计划：以后一定要考个和游戏相关的专业。但那时国内还没有游戏专业。直到高考时，他发现了传媒大学新出的游戏专业。“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样，那个专业好像远远地告诉我，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觉。”
“三国杀有很多优势是杀人游戏没有的。”
如愿上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专业，黄恺开始寻求更广阔的桌游领域。在网上，他了解到了国外桌游的发展，于是主动寻找国内桌游的门路。“但在国外桌游发展的几十年期间，国内是一点都没有发展的。”阴差阳错间，黄恺在大二的时候去了西直门的一家桌游吧，“那有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桌游吧了”。在桌游吧里，一小撮人玩着国外的桌面游戏，这个场景让黄恺感触颇多。“我当时在想，有没有一款桌游的题材和概念是可以让中国人方便接受的，不会像国外桌游那样难以领会。”
2000年时，杀人游戏在国内开始流行起来，但到2007年以后，逐渐开始没落。黄恺看着杀人游戏从辉煌到衰败，看着很多“杀人”吧经营不下去，一家家关门，感触良多。“我当时觉得这个游戏不那么耐玩，也有很多局限性。接触了很多国外桌游后，我想设计一款可以改变杀人游戏的局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国特色的桌游。”
然而“三国”的题材也不是黄恺一开始就确立的。他之前想过很多题材，甚至想把大学同学、老师、教导主任都作为角色编到游戏里。“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类似的想法蹦出了一个又一个，随着想法深入后又不断被否决。就连想到三国的题材后，也经历了漫长的设计过程。”
“三国杀淘宝店的最佳客户就是杜斌。”
一开始把自己做的三国杀放到网上去卖，黄恺只是想赚点零用钱而已。“最开始的两个月只卖出去一两套，但是第二个季度就能达到十几、二十套。那段时间的发展速度是比较惊人的。”
黄恺实话实说，这样的好销量一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他有一种直觉，一定还有很多像他一样喜欢桌游的人会接触到并喜欢上他的产品。
的确，黄恺做的手工三国杀在淘宝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累，玩的人越来越多，清华、北大、广院的客户纷纷反馈，说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游卡桌游的CEO杜斌了。
杜斌当时在清华读博，因为一个瑞典朋友，也接触到了桌游。为了了解国内的桌游情况，他随手在淘宝搜了一下，结果搜到了黄恺的三国杀。而后杜斌和黄恺一拍即合，成立了桌游创意公司。
本着对淘宝累积销量的反馈，黄恺清楚地认识到，在现有环境下做桌游创意，前景还是不错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险，也不会赔掉太多，还有很多后路可以走的。”于是在租住的小房子里，黄恺、杜斌和相熟的三四个同学组建了“游卡桌游工作室”。
“每当产品做出来时，就觉得当初的争论其实没那么重要。”
提起最开始创立工作室的日子，黄恺回忆起来都是满脸的笑：“那个时候最欢乐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游戏测试，就都凑在一个小屋里玩儿。包括给我们做卫生的阿姨，那时候也玩得很不错，现在已经是我们公司管库房的资深员工了。”
一直到2008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来越多，杜斌和黄恺终于决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黄恺和他的公司成员们经常因为概念或者意见不同引发争执。“因为桌游这个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就从讨论，到针锋相对，最后演变成唇枪舌战，甚至会闹一些情绪。但是最后肯定会做一些让步，多半是我让步。”黄恺说完大笑。“因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会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细节上较真，比如我之前接触国外桌游比较多，国外都是顺时针进行，但大家都觉得可能逆时针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就是这些小细节，我们都会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争论。”说完后，黄恺顿了一顿，补充道：“都是为了游戏。”
“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多一些。”
身为游卡桌游的创意总监，黄恺的大部分工作是设计好玩的游戏。最近，他也遇到了压力。“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国内没有人做的，就算在国外，这种以一个公司的形式研发桌面游戏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客观原因，黄恺经常要在游戏的产品质量和出品时间之间做权衡，做妥协。“肯定是要有一些取舍的，如果我因为一些事情较真，肯定会影响产品的运作周期。”提起这些不得已的情况，黄恺满脸无奈。
“我习惯于把很多问题自己憋着想，很少和别人讨论，可能我老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一个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业的坎坷，黄恺不得不老实承认自己的处事方法，“如果自己实在想不出来，要么放弃，要么找另外一条路，但就是很少拿出来和别人说。”
“那你灵感枯竭的时候怎么办?”记者问。“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慢慢想，因为躺在床上大脑供血量比较多一点。”说完黄恺又忍不住笑起来。
“其实桌游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能玩。”
现在，黄恺手下带领着四五个设计师，在开发新桌游的道路上奔波。现在市面上的桌游产品黄恺也会关注，但是“一些原创的桌游时间都还不够长，都是这几年刚刚做出来的，需要市场和时间的考验，还有很多都有点急功近利了。一款游戏，如果只是为了一个比较古怪的题材，而忽视了游戏内涵、美术、产品包装，这样的游戏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比如《风声》，我自己就很喜欢。”说到桌游产业，黄恺侃侃而谈。
“衡量一款桌游，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要公平。”黄恺的公司有一套衡量游戏的标准，每出一款游戏，他们就要按照标准严格打分。“分数比例最高的是包装和产品美术设计，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东西，能让玩家一眼就喜欢。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游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这也是让玩家持续玩游戏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游戏都有自己的饱和度，三国杀、网游都是这样。”谈到今后桌游的发展趋势，黄恺有自己的担忧，“而且桌游这个圈子现在很小，除了三国杀，其他游戏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黄恺说，自己要在三国杀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游戏，让三国杀成为桌游的桥梁：“我要利用群聚效应，让不玩桌游的人通过三国杀接触桌游，再让已经接触桌游的人多玩一些不同类型的游戏，试着做到让大家不会对某个游戏产生厌烦吧。”
商业成功人士创业故事三：余佳文
《青年中国说》是CCTV-1在去年4月底推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余佳文出现在第五期。作为最后一个出场的演讲嘉宾，在他之前已有造火箭的21岁少年——胡振宇和户外探险真人秀《侣行》的主人公分别进行了分享。这两位嘉宾的经历都足够“硬实”，但只有余佳文火了。余佳文讲话时语速极快、手势颇多，但这并没有妨碍到听众们的注意力——“90后CEO”“多次创业”“一个亿分给员工”，这些惹人注目的字眼像一个个小型炮弹一样，接连在听众中炸开。
那篇名为《90后霸道总裁秒杀王思聪!就是有钱!就是任性!》的文章经由微信公众账号“CCTV1开讲啦”发布之后，阅读量很快破了十万。余佳文在节目上的演讲视频出现在了许多人的朋友圈。像之前许多高调张扬的新鲜人一样，“年少轻狂”成为余佳文新的标签。
但论调很快发生了变化。节目播出四五天后，“夸大融资额”“虚报用户量”“名校学历造假”……，质疑声遍布各个平台。从“霸道总裁”到“吹牛少年”，余佳文被抛入了漩涡中心。
最直接的结果是超级课程表的下载量一路飙升。这款在年8月发布的校园课表App曾在去年8月宣布用户量突破1000万，参加《青年中国说》之前则为1200万，“这一火又新增了300万，其中有50万的社会人士”。
接受《创业邦》采访的那个下午，余佳文有点低烧，讲话时偶尔咳嗽。提到这段时间的下载量让超级课程表的年度目标提前完成，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
有人讨厌他，也有人喜欢他
在11月底质疑声最大的时候，余佳文曾写过一篇回应文章，几乎是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解释了质疑最集中的几个问题。
外界舆论中描绘出了两个“余佳文”：一个张狂无度，靠炒作和撒谎推动公司发展;一个自信有理，需要得到更多宽容。余佳文本人对这种争议倒有点“习以为常”，他从小到大得到最多的评价就是“异类”。
小学的时候班级组织给教室装风扇，需要每人交十元钱，余佳文不肯，自己跑去校长办公室吵：“改善教学环境是学校的事情，为什么要我们交钱?”
他的青春期则在孤独中度过，倒是折腾出不少事情。高一的时候，因为“零花钱不够用”，余佳文一人建了个名叫“寻伊”的社交网站，类似于一个针对高中生群体的BBS，在广东饶平那个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县城还吸引了一些用户。后来余佳文借助这个网站做线下培训，组织一些老师给学生补课，自己抽三成，大概做了两年。“我记得赚了有一百万。”
父母对他的期望是能够老老实实长大，最后成为一名公务员。但在余佳文记忆中，自己似乎从来也没听话过，临挨打时就跑，估摸着家长气消了再回家。
他考上大学让父母着实高兴了挺长时间，但对余佳文来说，这仍是一段“少数派”时光。他很少上课，一人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也没有女生喜欢，班长组织同学出去聚会，要男生为同去的女生买单，他不肯，被在场的人骂“不是男人”。
因此，与他结交的朋友都很难得，其中有位合伙人还是他帮人洗鞋子时认识的——余佳文在大学也没少折腾，曾经自己发传单张罗同学到他那洗鞋子，每双十元，他再把收集到的鞋子统一送到洗鞋店，每双赚两元。也有合伙人是在社团认识的——余佳文曾在学校技术部和同学一起开发过一款针对白领用户的闹钟App。
后来有合伙人评价他：“有人讨厌他，也有人喜欢他，就连公司内部也是一样。”央视的媒体效应让更多人知道了余佳文。有许多女生在微博发自拍并艾特他的微博账号。有天他心血来潮，想每天转发一个喊着要给自己“生猴子”的漂亮妹子，但没几天就自己放弃了。大拨的人聚集在他的微博评论里，不是骂那个妹子就是骂他。
凭野战经验来做事
超级课程表更像是一个偶然间“碰”出来的产物。年10月，随着大三的课程变多，余佳文经常记不住上课的地方在哪儿，因此便有了超级课程表简陋的雏形：用户下载个App就能显示自己所选课程的名称、任课老师和上课地点。
几名合伙人曾把产品推荐给身边的同学使用，结果发现还挺受欢迎。毕业前夕，大家在一块儿喝酒，有点舍不得这个已经有几千名用户的产品，再加上三本学校毕业的学生很难收到满意的offer，于是一拍桌子，创业了。
余佳文性格强势，面对记者的时候，乐意回答的问题滔滔不绝，不想聊的话题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就直接“顶”回去。之前不断有媒体问到超级课程表的盈利模式问题，余佳文的回答都很干脆：“我赚不赚钱关你什么事?”
超级课程表一直在尝试从工具和社交延伸至交易环节，之前在广州地区做过校园外卖，但很快就停止了。而余佳文现在的想法则和针对大学生的招聘、金融等服务有关。
一位同在广州的创业者曾经感慨，超级课程表最好的地方在于有支执行力超强的团队。这种执行力和余佳文的强势不无关系。
在采访中余佳文曾提到，他在招聘的时候不爱看学历，唯一的要求是“能干活”。他不喜欢做那种管太多的老板，觉得CEO的职责就是拉竿子、定方向，员工则负责往前冲，“冲不上就换人”。每当公司要尝试新业务时，余佳文的做法就是批一笔钱给项目负责人，让他直接带团队去开拓。作为决策者，他自己并不参与具体事务，但下属可以24小时给他打电话。一旦察觉到项目有失控的苗头，余佳文就出面换人。
他也试图将自己的风格复制给团队成员。余佳文曾经有一套关于企业文化的理论，认为“企业文化反映的就是老板的性格”。因此他鼓励员工之间互相“发飙”，吵架几乎是常态。余佳文还会鼓励员工和自己吵架，让他们吼自己哪里做错了。他把这理解为“不装”，认为这样双方才是平等的。余佳文不让员工喊自己“余总”，也不用拍自己马屁，还教育员工：“你拿的薪水也不比别的地方高多少，何必因为这点钱就怕我余佳文，一点骨气都没有。”
余佳文常形容自己和团队的风格都很“野”。因为出身草根，又没经过专业训练，合伙人之一“大师兄”曾总结：“全凭对市场的‘野战’经验来做事。”余佳文曾在媒体面前回忆说，在超级课程表推广早期的时候，作为一个创业的“90后穷二代”，他很了解媒体和社会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兴趣，因此很擅长用“90后CEO”这一个人品牌获取关注度：“等于为我们的应用软件做免费推广。”
“雷军不常说‘风口上的猪’嘛，那我就是风口上的‘野猴子’。”余佳文挺满意这个比喻。
把我想那么复杂的人，都是俗人
余佳文到现在还记得大学毕业几个好兄弟找他一起创业，他打电话回家问经营猪肉摊的父母意见时他爸爸说的那句话：“我这把猪刀还没老。”
这个生意他们做了二十多年，直到去年8月份才结束，因为余佳文给了他们一笔钱，告诉他们以后只用到处去玩就好。
“我很屌炸天啊”，余佳文的这种底气来自自己已经自由的财务状况。除了超级课程表，他说自己还有许多别的生意，最近刚投了两个“和自己气味相投、超酷”的90后小孩，但被问到具体如何做到时，余式回答就再次出现：“我干吗要教别人怎么赚钱。”
他一点也不怕别人说自己张狂，相反还觉得自己玩得很开心。余佳文有一套关于成熟度匹配年龄的理论：“30岁之前，不去张狂、不去玩，那叫没志气;30岁之后还到处去玩、去张狂，那叫幼稚。”他接下来的计划是买辆跑车，看中的型号是保时捷911，因为觉得很酷。
余佳文也不是没遭受过挫折，但他看不上那些在台上哭哭啼啼的人，更愿意被别人当作一个娱乐化的人物。他更认可那种直线逻辑：反弹能力强、越挫越勇，有人打击就打击回去，公司如果倒闭了就赶紧去赚钱养活自己。
“你看我是不是很简单?那些把我想那么复杂的人，都是俗人。”余佳文想了一下，接着强调：“俗人!”
“如果到了非求人不可的时候呢?”
“那我又不傻，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我肯定去求，这才叫有骨气。男人能跪得下去才叫有骨气。”
在《青年中国说》最后，一直笑容满面的撒贝宁突然“切换频道”，变得语重心长：“千万别让放掉枷锁这件事情成为你的枷锁。”听到这句话，还沉浸在演讲兴奋中的余佳文变得严肃，向前鞠了一躬，转身离开。
看了“商业成功人士创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