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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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征文（精选篇1）

一支不平凡的小竹竿

一根小竹竿上面，记下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村庄和城镇的名字!这些地名再现了它的主人唐和恩支援前线走过的每一步路。唐和恩的“小竹竿”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支前故事的缩影。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正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小竹竿。这根竹竿一米来长，上面用针尖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仔细看去，开头刻着它的主人唐和恩从家乡出发的地点，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障区，接着刻的是他支前经过的路线：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濉溪口等等地名，包括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这不是一般的里程记录，它是数百万英雄的支前民工，在淮海战役中走过的艰苦光荣的战斗历程的缩影，是淮海战役伟大胜利的见证。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唐和恩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过上了温饱的日子，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正在欢天喜地地忙碌着土改后的第一个大丰收。上级号召组织支前队伍，共产党员唐和恩又像前几次一样，头一个报名参加支前小车队，大伙选他当了小队长。出发时，大伙都坚决表示：“犁不到头不卸牛，打不下淮海不家走”，“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支前民工带上了“三件宝”：狗皮、蓑衣、葫芦瓢。除了这“民工三件宝”外，唐和恩还带上了那根在旧社会讨饭用的小竹竿，准备在上面记下支前路线，传给子孙后代，要他们不要忘记伟人指引的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这张刻在小竹竿上的支前图，记载了543万像唐和恩那样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跟着共产党走过的艰辛、辉煌的道路，昭示了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历史真理!

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征文（精选篇2）

今年88岁的路福贵老人保存着一张珍贵的《冀东日报》——出版于1949年5月21日的中共冀东区党委机关报(总1068期)。报纸只有两版，不仅在头版刊载了《上海前线我军进入浦东区歼敌万余》等消息，还在二版公布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新招收的177名队员名单，路福贵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百万雄师下江南，冲锋陷阵追歼穷寇’和‘数十万干部紧随其后，全面接管，建立政权’的那段历史。”穿越时空72年，每当路福贵抚摸起这张塑封的报纸，自己参加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记忆便浮上心头。

路福贵出生于唐山市丰润区。1949年5月，当获知祖国号召干部南下，要为共和国大厦清基打夯的消息时，他刚刚16岁，就读于省立唐山中学(现唐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为了奉献自己的力量，路福贵几乎是第一个报名南下的学生，在他的带动下，同班同学果荫常、董吉臣、齐树光也踊跃报名。

后来，路福贵得知，当年根据中央指示，冀东区党委共抽调3410人，组成了冀东南下干部总队(后分赴湖南和广西)。

从唐山到湖南邵阳，路福贵所在的南下干部队伍累计行程2500余公里，历时135天。一路上，解放军在前冲锋陷阵，南下干部紧跟其后。其间，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散兵匪特横行。加之当地空气潮湿、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南下干部们备尝艰辛。相比南下途中的恶劣条件，南下干部在充满战火硝烟的地方接管建政、剿匪安民、征粮支前、减租反霸等工作更为艰辛。

路福贵至今清楚地记得，他的好友崔葆成(河北丰润人)南下后在隆回县一区担任支前干事。为了完成征粮任务,他自告奋勇深入匪首盘踞的滩头乡开展征粮工作，于1949年10月24日被匪徒杀害;好友阎振远(河北滦县人)南下在武冈县二区政府，他率队深入寥清乡剿匪征粮时被100多名匪徒包围，为掩护群众，他身中20余刀，肢体破碎，胃里流出来的都是红薯芥菜，没有一粒米饭……当年，反动地主组织“黑杀队”多次开会密谋:“悬赏光洋100元，要小北方佬路福贵的人头。”就在敌人暴动前夜，南下干部接群众及时举报，迅速采取行动，端了“黑杀队”的老窝，路福贵才幸免于难。

经过艰苦斗争，全区新老干部牺牲40余位，邵阳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歼灭了反动土匪武装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0余支，迫击炮26门，从根本上肃清了匪患，建立了人民政权。

路福贵说，这张72年前的《冀东日报》在1976年前一直由父亲珍藏，经历了十年动乱和唐山大地震依然保存完好。传到自己手里后，成为路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历史的烟云冉冉远去，报纸已成为“听党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一个载体，激励着更多的人奋勇向前，为国奉献。

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征文（精选篇3）

焦裕禄纪念园展厅。一把藤椅，静静地立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前。

藤椅右手，一个大洞无声地诉说着50多年前撼人心魄的一幕：肝疼袭来时，焦裕禄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紧紧地顶在痛处。日久，藤椅被硬生生顶出一个大洞。就是这把藤椅，陪伴了焦裕禄400多个日夜，成为他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历史见证。

1962年冬天，焦裕禄病躯担重荷，就任兰考县委书记。他带领群众查风口、探流沙、找水道、治盐碱……

1963年9月，焦裕禄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了。“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椅靠上。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焦裕禄纪念园讲解员谢洁说。

病痛缓解以后，焦裕禄便亲自动手，用藤条把藤椅上的窟窿一点点补好。但不久，藤椅又被顶破。工作太忙时，他就让大女儿焦守凤和大儿子焦国庆来帮着修补藤椅。

同志们和家人都劝他注意休息，要他好好疗养一下，他却总是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

这样一把破藤椅，为何始终没有被换掉?“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焦裕禄这样说，灾区面貌没有改变，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心中激荡着理想和信仰，生死便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在这把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提纲。

既已出发，何惧倒下?在兰考的日子里，焦裕禄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休息的。”

“这把藤椅，岁月能褪其色，却洗不去人们的思念;这场病魔，能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却磨不灭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之火。”焦裕禄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席建设说。

2014年3月17日，____来到兰考，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并瞻仰了这把藤椅。

____多年过去了，人们从这把藤椅上仍能感受到信仰的崇高、精神的伟力，焦裕禄不朽的身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征文（精选篇4）

在辽宁丹东____纪念馆，有一件特殊的文物。它长300厘米、宽67厘米，由几根原木和草绳组成，长方形的木头骨架之间，部分草绳已经破损断裂。这样一件简陋到让人猜不出用途的文物，就是____战争中担架队用于运送伤员的担架。

在伟大的抗美援期、保家卫国战争中，有一支英雄的担架队，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抬着担架，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战斗英雄，叫宁儒贤。

“死也要死在前线”

宁儒贤生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马图乡自然屯村，1947年家乡解放后，他当了村武装队长，1948年光荣入党，1949年代任村党支部书记。1950年11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过了鸭绿江，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了“____，保家卫图”的号召，宁儒贤在区上开完动员会回到家，把“参加____，过江当担架队员”的想法与母亲说了。她支持儿子：“儒贤，你放心地去吧，你的两个孩子妈一定给你带好(当时，宁儒贤妻子已去世)。”

11月末，宁儒贤告别了母亲，跟随阜新县十二区(知足山)担架队，在一片欢送声中离开了村子，到务欢池区大营子村集训。集训结束时，部队首长作战前动员：“过了江就不太平了，都有随时牺牲的危险，头顶上是敌人的飞机，还一个劲地往下扔炸弹;脚底下是敌人埋的地雷，一不小心，就炸飞上天;饿了，只能吃一块饼干;渴了，就只能抓把雪;困了就躺在壕沟里。。 . . . ”

宁儒贤坚定地表态：“我报名时就想好了，死也要死在前线。”

顽强拼搏战友情

据宁儒贤回忆，有一次他们突破重重封锁，把伤员们抬到一间被敌机炸坏了的房屋里休息。其中有一位脸色憔悴的女战士，双眼紧闭，左腿用夹板夹着，已被鲜血染红，但她没有叫过一声。

宁儒贤和同志们帮她清洗伤口，翻身，换下脏衣服，悉心照顾她。女伤员很感动，告诉宁儒贤自己叫黄起荣，今年19岁，是在学校参加志愿军的，随部队前进时踩上地雷炸坏了一条腿。宁儒贤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女战士，专程把她护送到了义川兵站。临上车时，她紧紧握住宁儒贤的手说：“我还要回来，咱们战场上见。”

“当时很多战士都像黄起荣这样，轻伤不下火线，受伤了也要坚持战斗。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这样的故事说上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冰雕连小战士宋阿毛和他的战友就是典型代表。

江心抢夺战

战事瞬息万变，部队由阵地战转入穿插进攻，走小路，爬高山，攻下一个山头、一个阵地继续前进，担架队必须跟上。这次，宁儒贤他们又从火线上抢下3名伤员，爬大山、绕小道送往兵站。天黑，下着雨的路更滑，步步是稀泥，炮弹还不断地在身前身后落下来。地面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弹坑，担架队每过一个弹坑，每绕一个坑沿，担架都晃动得厉害。一名伤员看到担架员累得满头大汗，满身泥水，心疼地说：“你们不要管我们了，赶快走吧。”宁儒贤坚定地说：“我的好同志，你们不要担心，再危险我们也要把你们送到兵站去!”伤员们过意不去，又说：“同志，你们太累了，不要急，慢慢走吧。”过了封锁线，便是一座山，又高又陡，抬着伤员往山上走，一个不小心，伤员就会从担架上“轱辘”下来。

于是宁儒贤把担架带挎到脖子上，两手拄地跪着走，后边的人站着走，这样担架才能平稳，但每碰到尖硬的石头，硌得他直咬牙，双膝被鲜血染红。可他只有一个念头，救伤员要紧!直到后来，宁儒贤的腿上还留有累累伤痕。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部队在加里山阻击敌人，担架队在树林中暂时休息。又困又累，年轻人躺下便睡。当班长的宁儒贤拎着瓦罐到江边打水，准备回来做饭。刚出村，他就看见几个黑影在江边晃动，仔细一看是几名伤员正卷着裤腿准备过江。这道江不宽，担架队员曾多次往返，哪深哪浅都知道。宁儒贤想，天一亮，如果还有伤员没能过河，敌机一来可就糟了。这时，又有一批伤员来到江边，宁儒贤急了，忙跑到村里找到指导员，然后把战士召集起来，快速把伤员背往对岸。

第五次战役 结束后，宁儒贤被评为支前英雄，荣立一等功。

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征文（精选篇5）

一床温暖革命友谊的被单

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长征后的1934年12月，以项英、陈毅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到了黄麟乡井塘村，项英等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里。

随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送一些黄元米馃、花生、鞋垫等食品和生活物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洗衣服、洗被褥。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战士们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劈柴、打扫卫生，长期的相处让彼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都把对方看作是至亲至爱的亲人。

转眼到了1935年春节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加紧了“清剿”，红色苏区只剩下于都部分区域，且日益缩小，革命形势对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十分不利。为了轻装上阵，更为了表达对谢招娣一家人的感激之情，中央分局离开井塘的头一天晚上，张亮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招娣。

红军走后，谢招娣一直不舍得用绸缎被单，视为宝贝并用生命进行保护，她决定等红军回来后再交回给红军。不久后，国民党兵来到井塘村，把乡亲们赶到村中的晒谷场上，威胁他们把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和红军物品统统交出来，否则，一旦查出就格杀勿论。

乡亲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肯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于是，国民党兵便在井塘村挨家挨户地搜查。幸亏大家事先把红军伤员和赠送的东西藏到了深山的岩洞里，敌人在全村翻了个底朝天也一无所获。

以后的几十年里，谢招娣一直珍藏着这床珍贵的绸缎被单直至去世。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期间，她的家属钟正予主动把这床被单捐献了出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此被大众广为传颂。

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征文（精选篇6）

周恩来的钢纸箱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出访埃及，下榻在开罗国宾馆。晚上9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从宾馆驶了出来，聚集在门外的外国记者见是周恩来的专车，当即驾车追踪而去。轿车停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一位中等个头的男子。尾随的记者们立刻注意到，他下车时手里拎着一只箱子。有认识的记者说，他是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这只箱子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特种纸做的钢纸箱，是1954年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卫士长成元功用周恩来的出国津贴临时购买的。这只钢纸箱伴随了周总理的每一次出访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这只钢纸箱里，确实藏着周总理的一个重要“秘密”。

周总理十分注重仪容风度，尤其是他穿的衣服，件件都是有棱有角、整洁干净。但是他穿的衣服却从来都是“外表华丽，内在节俭”，衬衣、衬裤都是穿破了补，补好了再穿，周而复始。领口、袖口等部位容易磨毛、磨破，就把磨破的领口、袖口重新换一下。可是久而久之，换过两三次领口、袖口的衣服大面积破旧，不便送到访问国宾馆的洗衣房去洗，而且也经不起洗衣机的搅拌，只能拿到我国大使馆，请人用手洗。

周总理的出国访问，有时是连续不断的，有一次一连访问了十四个亚、非、欧国家。他是一国总理，有关他的一言一行，穿衣戴帽都在新闻媒体的“捕捉追踪”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坏衬衣被哪位新闻记者发现了，哪怕是远距离拍下一个镜头，也会被一些对我国不友好的国家列为证据：看，中国穷得连他们的总理也穿这样破烂的衣服!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深受总理教诲，当然知道____的重要性。于是，这只钢纸箱刚好就派上了用场。每天晚上周恩来换下衬衣后，马上就由成元功把衣服装进箱子，上了锁送到大使馆，再把洗好晒干的衬衣装进箱子、上了锁带回国宾馆。让各国记者倍感好奇的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国家高级机密，更不是什么核按钮，而是周总理每天换洗的破旧衬衣。

“神秘”的钢纸箱，不仅装着周总理的破旧衬衣，也装着周总理对外交无小事的缜密细致，装着他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装着他大有大无的崇高品质和心系百姓的公仆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