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学习的故事
励志学习的故事
盛年不重来,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励志的学习故事，供大家参阅!
励志学习的故事(一)书神冯立：当我读完第1738本书
年10月2日上午，冯立在豆瓣网上推送了他的第79篇日记，题目是《如何让你的阅读更高效——1700本书阅读总结》，这是他所写的“阅读总结”系列中的第17期，而如果你是一名资深豆瓣用户，或许读过他那篇著名的《海淀知名书店指南》，也会更熟悉冯立在网络上的化名：王韧勉。目前为止，他的豆瓣主页上，记录着读过的1731本书，听过的3336张唱片，看过的1232部电影，以及众多评论和日记——多年的坚持使得这些数字显得异常庞大，王韧勉这个名字也成为豆瓣读书类推荐栏的常客。
从300本读书计划开始
冯立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每读完100本书，就要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从一个主题入手，或谈谈读书所得，或谈谈阅读技巧，最后还要为这100本书评选出一个前10名的最佳榜单。已是历史系博士二年级的他已经完成了第17个100本读书计划，仔细算一下，相当于一年读200多本书，平均三天读两本。这样的速度，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望尘莫及的，更别提长期的坚持了。
在想象中，这样一个读书大神不仅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还有可能有些“呆气”。然而在咖啡馆见面时，他与所有普通的清华同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有些胖，笑眯眯的，若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是他身上有一种少见的自信，有点像老北京的侃爷，仿佛见惯一切随时都能说个不停。他几乎可以轻快流畅地回答所有抛出的问题，对人名非常敏感，对读书时间和数量有着精准的记忆，对陌生人的好奇也早有准备，唯独在提及女朋友的时候才从一个经验分享会的模式中走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就是在甘阳老师办的一个学术夏令营上认识的”，这是他第一次露出腼腆而放松的笑容，提醒着大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男生。
谈及读书的缘起，也似乎有些普通。只是觉得大学过了一年有些荒废，想看看能读多少书，冯立很轻松地说，没想到大四上学期就提前完成了三年读完300本书的目标，一读就停不下来了。
碎片化时代的阅读适应
被问到如何有这么多时间看书，冯立闭眼想了一会儿，“大概是有空就看吧，我很少拿出整块的时间来读，日常生活往往是见缝插针地阅读，再一个读得多了速度也会上去”。他的作息是“朝八晚十二”型，其实他并没有因为大量看书而耗费太多时间，甚至如某些猜测那样“不通世事”，他数了数，大学生应该体验的生活从打游戏到谈恋爱，从上课到做助教，从实践到旅行，一个不落全都体验过。
他的身上有很多打破人们通常设想的地方，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其中有一条就是人们对纸质书与电子书乐此不疲的优劣争论，在他这里似乎失去了意义。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读书的感觉”吧，提到现在有些人对纸质书的执着，冯立不以为意，“有读书的感觉不等于有效率，读书这东西入门很重要”。
比起读书形式和读书心得，冯立更看重实在的内容和深入的思考。通过对各种学术著的阅读与思考，他写道“读书要读出不同的维度，而不仅仅是停留在阅读的表层，简单阅读就去表扬或批驳某本书的优劣”，在用显眼的数字打头作标题的总结文章里，这样的思考和各个角度的点评才是主角，恍惚间有指点江山的气势。“读书多了写得多其实很容易，读得多了，写得不多但能给别人传递得更多才见功力”，冯立并不只单纯追求知识的输入，他觉得，大学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知识，但“忽略了传授学习方法”，例如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读书写作。在最新一篇《1700本书阅读总结》里，冯立推荐了《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如何阅读一本书》等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还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带到了他担任助教的课堂上，让自己的学生读书评，练习写作。“说理工科学生不擅长写作，这完全是误解”，在冯立的眼中，不少理工科学生表现优秀，很有潜力，而他也露出一种为人师的喜悦，晃了晃头。
唯有爱与学业不可辜负
虽然读书、思考甚多，冯立却坦言自己不算是一个成绩好的学生。中学时代，他一度不被看好，但超常发挥的高考和自招还是让他幸运地进了人大国学实验班，学了自己最感兴趣的专业。凡是感兴趣的东西就去学，本科期间他在人大、北大、北师大等学校旁听了20门课，“是像选课一样听课写作业的”，他补充，“比起为了名气去听课，可能真正教得好的老师反而帮助更大”。本科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讲授社会调研方法的潘绥铭老师、讲授文学阅读的王以培老师和指引音乐赏析的毕明辉老师——都是在旁听课时认识的。
“除了与学习有关的奖学金，其他的奖学金我都拿了”，他带着一点自豪，特别说起自己本科时期参加的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这个项目他带着两个同学一起，写了八万四千多字的报告，获得了全校人文组的第一名。课题与名人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有关，初时没人愿意参加，他只好拉来好友与下铺的哥们儿，三个人一起回到他的老家湖北黄冈做调研。“很多名人啊，李贽、闻一多、黄侃、熊十力……”一连串被写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名从他的嘴里冒出来，“这些人的故居和讲学之地我们全都跑遍了”，“不过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呼吁复建了黄侃夫妻的合葬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必是很多人的梦想，对冯立来说，这也是他正身体力行的东西。
年是冯立在清华历史系读博士的第二年。从人大搬到清华，问到清华有哪些不一样的资源值得同学们珍视，他最先称赞的不是大家引以为傲的食堂和宿舍，而是仿佛挖到宝藏一样得意扬扬地说，清华图书馆能提供的服务超出一般同学想象，比如说可以办北大图书馆的借书证，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而且清华图书馆的借书期限为8周，远远长于一般学校，特别是还能借很多台版书，这都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资源。这样的口袋一旦被打开，话题就一个接一个被倒出来，他仿佛是对自己的玩具了如指掌的小男孩，坐拥数座自己无比熟悉的图书馆，大到历数全国能够外借台版书的高校，小到一个博士生一个月最多能借59本书，侃侃而谈，显得异常满足。他在文章里写阅读速度时说，“没有100本的阅读量无从谈技巧，没有300本的阅读量无从谈速度”，而认识他的人则戏称，他有时候让人觉得“没有读过几百本书无从与之交谈”。
励志学习的故事(二)到耶鲁买课去
进大学前，我每天都掰着手指算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上自己喜欢的课，好不容易熬进大学，发现可以自己选课和选择什么时间上课，高兴地把那几门课排过来排过去，大有翻身做主的感觉。
我们当时热衷于打听公共课老师的背景，“关门师叔”“关门师太”(经常给学生不及格的男女老师)的课要竭力避开;上课有点名“癖好”的老师自然也不受欢迎;剩下那些又不点名、考试还“高抬贵手”的好好先生，挤破头也要选他的课。
从国内到美国，选课的自由度更大了。耶鲁的选课干脆叫买课(shopping class)，一听这名字，多少曾被国内教育制度“禁锢”的灵魂都兴奋得颤抖。在西方国家，人们都把买方当上帝，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学生应该是上帝。买课期长达两星期，我想象着教授们像集市的小贩，在课堂里张罗个摊子，兜售自己的独门绝活。学生们像主子似的，拎个选课篮去课堂里挑挑拣拣。良好的自我感觉不断膨胀，直到走进课堂才发现，原来“上帝”也不好当。
首先是选择的范围太广。耶鲁采用通识教育，进校不分专业，两年以后才决定专业，所以前两年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都选一遍。
观察下来，很多美国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兴趣。他们也讨论教授的背景，给分苛刻的老师绝对是“没有国界”地不受欢迎。比起我们从前一味关注分数和点名，兴趣在他们心中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来，中国学生心里多几把“锁”，“钥匙”拽在自己手里却对不上号。我想这不完全是中国的教育给上的锁，文化、性格方面的因素都有。分数是第一把锁，尤其是第一年，心里没底，不知道耶鲁教授的评分口味，选课的时候格外小心。
专业是第二把锁，出国读名校的光环背后是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很少有人能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别人的期待，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自己的期待，兴趣的声音越来越小，选课也身不由己。
第三把锁更沉重——“责任”。美国人也许不理解，但在中国文化里，读书历来是有责任的——不让父老乡亲失望，“荣归故里”在当代中国留学生的词典里也还找得到。背着三重锁，中国学生的脚步也许并没有因为走出国门而更加自信。
既然课难买，“上帝”就需要一本“购物指南”。开学前每个人都能领到一本选课指导“蓝宝书”，一共619页。
有时候，数据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它多少给我们一点震撼，一所学校的容量可以如此之大。为了吸引“上帝”，课程介绍的风格简洁明快，课程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一目了然。有些表达方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好奇，比如哲学系的一门课“死亡”，开篇的两个问题就让人难以抗拒地想去课堂里探索答案：“有一点我可以非常确定，我将会死亡。但我们又将如何理解这个事实?既然存在着死亡并非终点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永生?”最后，我就冲着这两个不能不思考的问题走进了课堂。
“蓝宝书”有厚度也有广度。比如历史专业，这个在耶鲁本科生中最热门的专业，涉及历史学、艺术史和科技、医学史。一共有35页的课程介绍。
除了传统的政经史、战争史、思想史以外，历史系还开了女性史、同性恋史等方面的课程，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很多学生。
我圈定了六门课，打算在前两周光顾一下，其中就有艺术史和音乐史两门非常受欢迎的课。我想校方可能认为无论学生以后从事什么职业，对艺术的了解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备的基本素养，所以这些课都不限制人数，在礼堂般的大教室里轰轰烈烈地上。教授也都是重量级的大人物，一位86岁高龄，另一位也年过70。他们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由他们来讲历史自然更有厚重感和说服力，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两门课。
等买到第三门课的时候，我发现教授变成了上帝，学生都眼巴巴地期待成为他的选民。因为讨论型的小课是限制人数的，不是谁想买就能买。比如有个项目叫“大战略”课程，这是个案例型的讨论课，由耶鲁最著名的几位教授联合开设，内容是研究世界几千年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所做出的伟大的决策。如此振奋人心的课程，对于雄心勃勃的耶鲁学子来说是有致命吸引力的，入选的难度跟当初考进耶鲁的难度差不多。还有些口碑好的大牌教授开的课也要通过竞争才能去听，比如上中国现当代史的史景迁教授，他的课总是能吸引很多人旁听。这门课开在耶鲁法学院的大厅里，每次都座无虚席，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也不少。很难说那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有兴趣，但他写历史的观点非常合耶鲁人的口味。他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耶鲁要培养的正是改变历史的人，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听他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讨论课总是毫不客气地从课堂上请走很多慕名而来的好学者。
我刚去的时候心里很有意见，觉得大牌教授怎么一点大家风范都没有，人家如此好学来旁听，这在中国，老师要受宠若惊地挽留，他怎么可以生硬地拒绝。后来我才体会到，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限制人数才能达到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这种课节奏很快，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大量的阅读、思考、为发言做准备。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一起让探索更深入。如果老师允许很多旁听生在场，势必影响选课学生发言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禁止旁听生发言，不但是一种歧视，也会失去上课的意义。
励志学习的故事(三)儿子“成人”记
儿子是“80后”，也算得上是个帅哥，看到他朝气蓬勃的阳光模样，回忆起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往事、糗事，感慨良多……
“输”在了起跑线上
1983年，儿子降临。望子成龙，人之常情，我等平庸之辈，亦难免俗。单为给他取名，我几乎翻烂了《辞海》，尚难定夺，踌躇数月，才去报了户口。取名——姑隐其名吧，按《辞海》条目注：“是有卓越智慧的人”，可见我们对他寄予的希望。
可惜，儿子小时候的表现丝毫不见“是有卓越智慧的人”的迹象，相反，他读书时，成绩总排在班上倒数三名之列。偶有考试分数达到或超过60分，那就成了我们家的节日，对他又是表扬，又是奖励，勉励他争取更大的胜利。他却调皮地说：“分不在高，及格就好。”学习状态，依然如故。
有人怀疑他的智商，屡次建议我们带他去做“智商测定”，可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情，让我们谢绝了这些“好心建议”。
有一年春节，亲友团聚，十分热闹。有人发现地上有一些纸币，便询问谁是失主。儿子瞄了一眼，说是他的，随即背出一串阿拉伯数字，与纸币上的号码完全吻合，众人皆惊。
他上小学三年级时，他母亲生病需动手术。当时床位紧张，难以入院，我们只能焦急等待。不料有一天，他放学回家，一本正经地宣布，此事他已解决了。望着他稚嫩的脸，没人相信这是真的。谁知第二天，他就领着他母亲住进了医院。原来他在学校经多方打探，听说有一名高年级学长的母亲是这家医院的主任医生。他找到那名学长，将二人关系发展成“哥们”，入院之事便水到渠成。
这样的孩子，智商会有问题?
儿子心地善良，看到乞丐，总是倾其所有，掏出零花钱;儿子心理健康，毫不嫉妒成绩好的同学，与人相处融洽;儿子是非分明，疾恶如仇，从不屈服于强势，也不恃强凌弱;儿子身体健壮，热爱体育活动，但就是不把头上的“差生”帽子当回事，成天没事偷着乐。看到他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真是让人无可奈何。
但是，学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以分数论成败的，无论是按当时或是现在的说法，儿子都可谓彻底地输在了起跑线上。
不成才，可以成人
儿子小学毕业，谢天谢地，经“电脑派位”被分到一所很不错的中学，欣喜之余，我们又为他的学业能否跟上而担心。
果不其然，开学不久，学校摸底考试后，我们就以“个别学生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召见，在严肃的气氛中，双方进行了坦率的会谈。会谈内容仍是“成绩排名倒数”的历史问题，以及如何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的现实问题等。
由于短时间内未见成效，我们就隔三岔五地被召见，差点成了学生(差生)家长常驻学校代表。
依我愚见，既有排名之举，必有前后之分，终不成所有孩子都并列第一?但这种想法我不敢表露出来，于是只能对老师表示教子无方的愧疚，同时，还陷入面对儿子日趋逆反的无奈之中。
儿子初二那年，竟领着同学在校门口与人斗殴，全家惊恐。我们对他进行了严肃审问，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有两个不良少年在学校附近抢夺学生财物，儿子不甘同学被欺负，出手相助，召集了几个“肝胆相照”的兄弟，选择在校门口的有利地形，采取了以多制少的战术(几个打一个)，教训了对方。
明白了事情原委，我心里暗暗叫好：有勇有谋有担当，是个男子汉。可我嘴上还是得说，此类事情应当报告老师。
我将此事反映给校方，以期引起重视，同时也欲洗刷儿子“组织斗殴”的罪名。我不仅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校方还多给了我一个结率：这个孩子总归很难成才了。
恼羞成怒时，我也曾对儿子滥发淫威，斥责他“朽木不可雕也”，是个不成才的东西。儿子却也不示弱，瞪着无邪的眼睛反问：“你成才了吗?”
本人一介草民，纯属无权、无势、无钱的“三无产品”。被他一枪刺中软肋，我半晌才缓过神来，为自己寻找托词，声讨“文化大革命”，控诉“四人帮”，好像没有“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我就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儿子举起双手，打出“暂停”的手势，抢过我的话头说：“‘文化大革命’，周总理力挽狂澜;‘四人帮’横行，陈景润照样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改革开放，年广久卖‘傻子瓜子’发财。你呢?”
这熊孩子知道的还不少。被他一顿呛，我如芒在背，难以招架。“你成才了吗?”儿子追问。
是啊，我们成天盯着孩子成才，可究竟什么是成才呢?我们为人父母者，又做得如何呢?面对儿子的追问，我一时语塞。
“如果只有考上名牌大学、当大官、发大财才算成才，那全世界几十亿人不都白活了吗?”这小子，越说越来劲。“你不想成才，想怎样?”我问他，口吻苍白无力。
“成不成才，我也不知道。”他回答得也很苍白无力，但是——一个转折，口气又硬了起来，“我保证成人。”
我茫然：“成人?什么叫成人?”
“做普通人，过平常日子。”儿子的回答，让我沉思……
曲折的就业之路
儿子磕磕绊绊地读完中学，进入一所中专学校。幸运的是，他的班主任是一位具有丰富教育(不仅是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三年来，在她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殷切教诲下，儿子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直到现在，我们都对那位老师深怀敬意和感激。
高考，儿子名落孙山。时逢互联网快速发展之时，失学无业的儿子沉溺其中，日复一日，走火入魔。看着他日趋萎靡的样子，我不胜痛惜和焦虑。要让他从痴迷的网络世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除了尽快就业，别无良策，可仅凭一纸中专文凭，就业谈何容易。
好在儿子不是好高骛远之徒，有人介绍酒吧门童之职他也肯去，但这类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地，对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来说合适吗?权衡再三，我依仗“父权”断然否决：“宁蹬三轮，不当门童。”儿子说：“上海三轮已经绝迹，想蹬也没有。”父子相视而笑，那是苦恼的笑。
一日，听说以前与我有过不错交情的袁某开了一家公司，我便兴冲冲地登门拜访。
袁老板遗憾地告诉我，他刚招了几个本科生，实在爱莫能助，还说了一大堆公司的难处。于是我向袁老板宣布了自己临时做出的决定：儿子到他的公司打工，工资由我支付，干什么都行，但要严格要求，让他经受锻炼和磨砺。
袁老板动了恻隐之心，开了方便之门。一番密谋，假戏真做，当我把公司员工登记表交给儿子时，心中五味杂陈……儿子上班了，劲头十足。我暗中按月准时将工资交给袁老板，由他发给儿子。每一次我都尝试找些理由，比如迟到、早退或工作失误之类的，想要扣掉一些钱，让儿子明白工作的艰辛。但这样的机会，竟一次也没有过。
一年后，儿子渐渐成了公司骨干，工资也从600元增加到1200元，增加的部分袁老板主动提出由他承担，我恭敬不如从命。
其间，儿子对足球的酷爱有增无减，绿茵场上，屡屡可见他矫健的身影。让人惊讶的是，他还当上了国家一级足球裁判员，常执哨赛事，结识了不少体育界的朋友，其中不乏大牌明星。
不久，他请求辞职，袁老板再三挽留，表示工资可增加到2000元以上，且由他全额支付，无意间揭穿了工资的秘密。儿子婉言谢绝，去意坚决。袁老板要我从中斡旋，儿大不由爷，我亦爱莫能助，儿子挥挥衣袖，潇洒而去。
儿子长大“成人”了
儿子去了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从底层做起，很快便适应了环境，得到上司的认可，工作和生活步入正轨，我那颗老是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些。谁知安分了不到三年，他又辞职了。
辞职理由：老板抠门，难成大气候。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儿子说：“良禽择木而栖。”这样文绉绉的话出自他口，放在几年前，打死我也不信，但此时已不足为怪。自工作后，他就感到自己文化知识的浅薄和匮乏，为读书时的懈怠和荒唐自责后悔。知耻而后勇，从此，他常捧着书本，潜心研读，几年下来，积微成著，倒也读了不少书。我常为此窃喜：浪子回头金不换。
儿子新进的是家外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也是经营体育用品的，生意做得很大。儿子在新公司如鱼得水，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加之体格强壮，且对金钱名利看得淡泊，以一种零负担的状态，面对“压力山大”的工作，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很快被委以重任，进入公司高层。
年元旦，而立之年的儿子，自己把婚事给办了。超强的组织能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我由衷感慨：儿子长大了，成熟了，是个有担当、有作为的男人。
婚礼隆重而不落俗套。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自己在儿子的终身大事上无甚作为，未能像有些父母那样在房子、车子、票子上折腾得痛不欲生，不知是可憾还是可庆。在此，对儿子、儿媳说一句：“谢谢，对不起。”
婚后，小两口把家安在北京，二人世界，情深意笃。儿媳绝对是个“美眉”，学历和职业都令人羡慕，更难能可贵的是相当贤惠和孝顺。不久，孙子诞生了，我幸福得无以言表。
儿子一家常来上海探望我们，亲情浓浓，其乐融融。我们也常去北京小住，含饴弄孙，享天伦之乐。人生至此，夫复何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