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励志名人故事

　　梦想因人而异,但我们的梦想都是建立在中国这块热土之上,我们可以统称为我的中国梦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国梦励志的名人故事，供大家参阅!

　　中国梦励志名人故事(一)

　　清华大学第15食堂曾有一位叫张立勇的厨师以630分的英语托福成绩震惊海内外，被誉为“清华英语神厨”、“清华馒头神”。当他走进央视的《新闻联播》、《面对面》等一系列王牌栏目时，远在江西崇义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一位老汉正在对着电视抹泪……

　　孩子，想给你说声对不起

　　张立勇在县城上高二时，因学费没交清，老师叫他回家“自习”，这话深深刺伤了18岁的张立勇。那个周末，他从60里外的县城步行回家，饿得踉踉跄跄，见什么东西都想狠狠咬几口。张宗彬在儿子面前第一次落泪了。当晚，父亲带着张立勇到村里一户人家借学费，人家粗声大嗓地训斥他们：“穷得要死，还读什么书?”字字如钢针，针针刺痛张立勇的心。当晚，他做了一个噩梦：暴雨倾盆，家里的房子倒了，父母全埋了进去，他和弟妹们声嘶力竭地哭着喊爸喊妈……醒来后，张立勇全身汗透，他瞒着父亲作出了辍学打工的决定……

　　有一天，同事叫张立勇接电话，竟是父亲打来的。父亲在电话里很惊喜：“立勇，你真的在几千里外的北京吗?声音咋这么近?听得好清楚哩!”平生第一次打电话的父亲在电话那端啧啧赞叹科技的神奇，又问：“你看见天安门没有?那天安门城楼与电视里放的是不是一样高大?”父亲像个3岁的孩子，语气既好奇又兴奋。

　　张立勇说：“爸，到了清华，我不仅要挣钱，更重要的是还要继续学习，挣知识。校园走过的每一个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不太容易贪玩。等我出息了，我要让你大大方方地参观天安门城楼!”父亲愧疚难当：“立勇，我一大早步行30多里路赶到镇邮局，就是想给你说声对不起。你别记恨爸，爸没用，一辈子被人瞧不起……”张立勇不等父亲说完，就截住他的话：“爸，你看我的!”

　　老伴儿，我想知道娃儿有多苦

　　清华大学真美、真大。很多时候，成群的学生由北面的学生区往南面的教学区走，而张立勇刚好相反，逆流而行，格外显眼。因为学生要去的地方是教室，张立勇要去的地方是食堂。同一条道路，同样的年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与人生。张立勇暗暗地说：“各位天之骄子，我一定会与你们殊途同归!”

　　张立勇决定从英语下手。他买来一堆英语书，又买了一台收音机，开始自学。自学很苦很寂寞，还要有抵挡诱惑的定力。食堂工作繁重，厨师们的吃饭时间只有 15分钟，张立勇只用7分钟吃完，挤出8分钟就躲在橱柜后面背英语。夜里，同事们在宿舍大声喧哗，他只好去路灯下读。可他太累了!每天早上3点起床，学1 小时英语再去上早班，有时候卖饭窗口前要站八九个小时，晚上7点半下班后再学5小时，可往往书没看上几页，眼皮就像灌了铅般沉重。后来，张立勇发明了一种驱赶瞌睡的办法，事先倒一杯开水，故意喝一大口，将舌头烫得钻心般疼，果真将瞌睡赶走了。

　　张立勇回家过春节时，父亲无意中听到儿子炫耀自己的“发明”。那天夜里收工后，张宗彬在家倒了一杯开水，也喝了一大口，烫得当场惨叫起来，舌头上烫起了一层“皮衣”。老伴钟新莲过来训他：“老了老了，喝水都不会了!”张宗彬的眼圈红了，慢慢地说：“老伴儿，儿子经常这样赶瞌睡，我就想体验一下娃儿有多苦……”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经常能请到一些世界名流来学校演讲，张立勇聆听了多国元首的演讲，也见识了比尔·盖茨的风采。一次，美国大使馆专家来到清华讲解托福和去美国留学的问题，张立勇想提问，又害怕当主持人说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时，他鼓起勇气用英文问：“您好，我想去美国学酒店管理，不知美国有没有这种专门的学校?”

　　大使馆专家愣了：怎么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想去美国学酒店管理的?就问他是哪个系、学什么专业的。张立勇支支吾吾不想回答，怕丢丑。可美国人很执着。张立勇豁出去了，用流利的英语回答：“I'm a cook(我是一个厨师)。”没想到，现场1000多名清华学子掌声如潮，大使馆专家更是长时间鼓掌。没有一个人嘲笑他，这给了张立勇莫大的鼓励。食堂的经理知道他爱学习后，有意让他去各个教室听大师们讲课，这使他进步很快。1999年，张立勇的英语过了四级;2000年，过了六级;2001年，在令无数学子胆寒的托福考试中，本来500分就OK，他却考了630分，被清华学生尊称“馒头神”。一举成名天下知。面对记者的提问，张立勇铿锵有力地说：“我就想让我爸爸妈妈弯了大半辈子的腰身直起来，他们弯得太久，太累了。”

　　老爸，谢谢你把我带到世上来

　　儿子的这句话在央视新闻中向全世界播出后，张宗彬也看到了。他万万没想到，儿子居然上了高不可攀的国家大台!儿子好厉害啊，不卑不亢，娓娓道来。全村父老乡亲都看到了。当地政府领导和数不清的全国各地记者，络绎不绝地前来祝贺与采访，张家冷清了几十年的几间瓦屋前所未有地热闹起来。过去从没用正眼瞧他的人，此刻全用羡慕的眼神热切地看着他，有些乡亲当场道歉：“老张，过去我们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多担待……”张宗彬低下头，鼻子酸酸的，过去借钱的一幕幕屈辱全都涌上来。为了掩饰此刻的心情，他一把把抓起买来的糖果朗声说道：“来，吃糖，吃糖……”

　　张宗彬和妻子钟新莲成了焦点人物，儿子曾经就读的茶滩中学用车子接他去作报告。老两口还被请到北京，坐的还是飞机。在央视演播大厅，老两口见到了白岩松、崔永元、王小丫等平日被乡亲们神化了的大牌主持人。他们没有半点儿架子，一点儿也不嫌弃脚蹬黄胶鞋、沾着黄泥巴的张宗彬。最让老两口惊喜的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儿子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眼前。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

　　张宗彬一直不敢正视儿子的眼睛，这让张立勇很难过。他深情地扳正父亲的肩膀：“爸，我知道你有些自责，可那个抱着高烧的我无助大哭的人是谁?那个为我赚学费差点被马蜂蜇丢了命的人是谁?那个到处磕头借钱一次次将学费交到我手中的人是谁?不都是你——我的爸爸吗?”

　　张宗彬慢慢抬起头来，与儿子的眼睛缓缓对视在一起，颤颤地：“儿子，你真的原谅我了?”张立勇摇摇头：“不，我从来就没生气过。我还要感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世界多精彩啊!”父子间的温情对白让主持人和摄像师的眼睛都潮了。

　　张立勇带着父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张宗彬蹑手蹑脚，好像每一步踩的都是幻境。他停留在毛主席当年站立的地方，儿子逗他：“爸，你也挥挥手吧!”张宗彬吓得赶紧将手放进口袋里：“不，使不得!”老人很感慨，当年乡亲们嘲笑我做梦，如今真是梦想成真了。“儿子，快帮我和你妈妈照张相!”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张宗彬和妻子居住在北京的几个月中，儿子陪他们逛遍了北京城。儿子亲笔撰写的《英语神厨》一书畅销全国，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图书”，繁体字版权被香港一家出版社高价买走了。张宗彬既诧异又得意地对老伴说：“我早就说过，世上没有比读书更好的出路。你看咱儿子就是!”张立勇坚毅地说：“爸，我也早就说过，贫困在咱家是不会遗传的!”

　　张立勇出资在家乡崇义县买了一套宽敞的商品房，让父母安度晚年。而他，接连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和南昌大学的研究生文凭。北京奥运会期间，张立勇被北京市政府借调到奥组委，成了接待外国元首的贴身翻译。2009年，张立勇出任中国青少年责任与成长大讲堂组委会主席，他带着一帮志同道合的精英青年，将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并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学习青年”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从厨师到大讲堂组委会主席，这是张立勇的传奇，也是卑微父亲张宗彬的骄傲。年过六旬的张宗彬被江西崇义县一家单位聘为值班员，每当有人问他儿子在干吗，这位挺直了腰杆的父亲会反问：“知道清华大学那个自学成才的‘馒头神’吗?”人家说：“知道啊，大名人。听说现在当了大讲堂主席。”张宗彬一仰脖子： “我是他爸!”

　　中国梦励志名人故事(二)

　　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精力旺盛和大胆。从电视画面中，或报纸上获得关于他的消息，要么是纵横国外，接二连三地收购企业;要么是穿梭于各种颁奖典礼。旺盛的生命力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使大半个地球都感受到了他的活力。

　　凭借在资本市场的一次次“搏浪”，一次次出其不意的动作，李东生和他的团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一个从政府贷款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年平均增长40%的全球性公司。

　　推动李东生四海驰骋的能量来自于哪里呢?是学习给他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燃料。他不止一次的讲过：“要把工作当作愉快的带薪学习。”屡次创新的成功正是来源于学习的积累：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

　　勤于学习，打开成功大门

　　在李东生纵横商海的二十多年里，变化是不易察觉的，飞跃却是惊人的。

　　1974年高中毕业后，李东生下放惠阳马安农场，成为“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员。三年的农场时光，磨练了他的耐心，也加剧了他对学习的渴望。在艰苦的岁月中，他虽然身居陋室，却胸怀抱负，在工余饭后，常常博览群书。

　　1977恢复高考后，李东生直接从农场考入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四年的时间，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中，从宿舍到教室、图书馆和食堂，基本上是四点一线，无暇顾及其他。

　　大学的学习，李东生掌握了丰富的无线电知识。当时中国的彩电行业还处于洪荒期，学技术的李东生感到，光是立志成为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于是，毕业之后他务实的回到老家惠州，主动联系当地一家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即以后发展起来的TCL集团的第一家企业)，走上普通的工作岗位。当时公司只有42个人，李东生负责设备的修理工作。

　　善于读书为刚出校门的李东生打开了通向成功的大门。那段时间，李东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回到公司，一边读书一边值班。由于他喜爱学习，在筹建磁带铺带车间时，公司把安装一套50万美元的铺带设备的任务派给了李东生。当时没有会安装的技术人员，对机械、电工、仪器、五金、化工等，李东生也是几乎完全陌生。但面对几位外国工程师，和一群一点技术不懂的工人，李东生没有退却。不懂就学!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炼狱似的工作，终于使这套设备顺利地运行。

　　正是凭着踏实、善学，李东生从车间副主任逐步做到了车间主任，28岁时就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从技术岗位走上管理岗位，实现了他事业上第一次飞跃。

　　在这之后的三年，李东生更是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他在惠州工业发展总公司负责外资引进工作期间，参与了十多个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和筹建工作，利用这个机会与香港、日本、欧洲和台湾各种各样的企业主管打交道，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和锻炼，增长了见识，学会了如何管好一个企业。这样的习中学，再次为他创造了机遇。1990年，李东生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事业高峰，出任TCL集团副总经理。此后一路荣升，1993年年仅36岁的他，坐上了TCL电子集团公司头把交椅。

　　作为企业的领军人物，李东生对自己要求很高。他一直强调：“只有自己保持足够的成长，才能带领一个团队成长。”在了解到联想改制后，他开始了TCL的股份制改革;在看到了手机市场的兴起，他启用了万明坚;当他目睹了韩国企业的兴起时，他则开始认真思考全球化的战略。

　　2002年TCL集团完成股份制改造。这年9月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

　　2003年TCL利润总额16.3亿，同比增长8.9%;产品销售收入393亿，同比增长24.3%;品牌价值提升为267.12亿。

　　2004年，TCL合并重组法国汤姆逊集团(Thomson)电视和DVD业务;整合阿尔卡特公司全球范围内移动终端业务。这一年，TCL彩电全球销售量已超过三星，跃居全球第一。来越显现出厚积薄发的持久耐力。

　　中西融合，走出国际化道路在彩电行业，所谓巨头，信手拈来。但当年同李东生一同聚耀同辉的创维集团黄宏生、康佳集团陈伟荣等等人物都已在繁华过后悄无声息，只有李东生越来越现出厚积薄发的持久耐力。看起来李东生并没有明显优势，但细细分析，善于学习的良好习惯使得这样的结果成为必然。

　　李东生的爱学在行业里是出了名的，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平和的他只在问到曾国藩与杰克。韦尔奇、出井伸之时，眼神透露出兴奋。在李东生的书架内，古代书籍、毛泽东着作、现代企业管理图书比比皆是，《曾国藩家书》与杰克?韦尔奇的着作相邻而立，外界都说他是曾国藩和韦尔奇的融合体。

　　他说：“要想在中国成就企业，既要掌握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更重要的是，你要首先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从曾国藩身上，他学到了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比如在TCL内部，多方势力始终能够保持在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很多评论家也认为这是TCL能够顺利完成产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对善学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李东生来说，从曾国藩身上学到的远不止这些。当TCL的手机销售遭遇前所未有的价格风暴和竞争力瓶颈的时候，他在动员大会上给高层们讲曾国藩的故事：“湘军当年围攻南京的一仗，原计划5支部队围城，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只有曾国藩一支队伍兵临城下。曾国藩并不因为其他4支队伍未到而退缩，他以两万多人在南京城外雨花台筑营抵挡了20多万太平军的围攻，经历46天，最终攻克南京。在众多的战役中，湘军几乎都是以少胜多，为什么呢?我认为最重要有两条：第一，湘军是一支有理想、有主义的军队，湘军的将领基本都是有抱负的读书人。第二，曾国藩在军队里一直强调培养‘扎硬营、打死仗’的作风，两军对阵，首先要在精神上压倒对手。在今天的企业竞争中，关键的时刻谁能咬得住，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是遇上了困难，但我们的对手同样也困难，甚至比我们还要困难。在这个时候，谁能挺得住，谁有压倒对方的勇气，谁就有更大的胜算。我们一定要倡导‘扎硬营、打死仗’的作风，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在TCL员工的回忆里，他坚定有力的声音，至今仍铮铮作响。

　　左手曾国藩，右手韦尔奇，李东生划出的太极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1998年TCL推进变革创新、确定迈向国际化道路的那一刻，李东生捧起了韦尔奇的管理书籍。他大力鼓励自己的核心团队学习韦尔奇的管理模式，他说“你必须学会适应环境，但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你又要不断学习新东西。”

　　在李东生身上，很容易找到韦尔奇的影子。他们都推崇战略的本质是企业文化;都坚信拥有坚实的文化基础，更要积极变革。

　　学习有不同的境界，好学而不求甚解是一种，兼收并蓄、化为我用也是一种，李东生显然是后一种。他不仅学习、吸收，而且善于创新，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充满鲜明“李氏”风格的改革之路。

　　17年前，韦尔奇把亏损的电视业务卖给了汤姆逊。17年之后，当成功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的李东生在北京向韦尔奇亲自“求教”盈利之道时，韦尔奇的回答却是：“我没任何方法让这个业务再赚钱”。这样的回答显然让李东生有些失望，也令外界为他捏了把汗。但当李东生同GE新任CEO一同站在美国《时代》周刊和全美有线新闻网的领奖台上时，我们看到他已经给TTE(TCL—ThomsonElc0nIcs股份有限公司)开出了“药方”：利用增长策略、协同效应策略和品牌及新业务拓展策略三大策略，发挥TTE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尚不成熟的商界，能像李东生这样出色地完成这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的人屈指可数。

　　在某种意义上，李东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通过不断地学习与经验积累，而非理想主义热情或是某种偏执来运转公司。他求学问，只要有可学之处，不管是同行还是对手，他都谦虚向学。

　　1996年他去长虹，倪润峰安排他去看工厂，还看了培训学校。回到TCL，他在干部培训会上讲：“长虹的培训学校给我印象很深，这个培训中心占地3万多平方米，而且环境相当好。我觉得倪润峰能够拿出这样好的一块资源来进行员工的再教育，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魄力，就说明了他领导企业的水平，从这一点就能反证出为什么长虹在这几年的竞争中能够跑得比别人快。”自此，TCL办起了自己的“TCL集团领导力开发学院”，培养自己的帅才，并打出了“将来才有将来”的人才口号，为TCL的迅速扩张建起庞大的人才网络。

　　不仅是国内的企业，对于国外的同行，他亦是仔细研究。他说：“有关三星的书，我都看得很认真。过去几年，三星电子在业界的表现非常优秀，去年它的销售额在全球500强中由第105位上升到第59位，盈利能力排在第18位。三星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标杆，七八十年代学三洋，九十年代学索尼，今年他们又明确提出要在2010年进入全球50强中的前三名。三星的经验就是永远把自己的标杆定得很高，并不断地在经营管理中找自己的问题。这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2004年7月，李东生将新制订的TCL战略发展规划命名为：“龙虎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每个事业部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标杆。

　　一次又一次学习后创新性的运用，帮助李东生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问题。从假账风波、改制上市，到与汤姆逊合资，重整阿尔卡特手机部，李东生带领TCL一次又一次成功的突围，甚至在行业状况十分不景气的时候，仍交出漂亮答卷。

　　构建学习型组织，输送飞跃能量

　　一个优秀的企业必然是一个学习型组织。走进TCL总部，大厅的南墙上放置着李东生引为自豪的HID大屏幕电视，它播放的是向员工推荐的本周读物——《执行力))——TCL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家学习型组织。在TCL，由于李东生倡导“工作是愉快的带薪学习”，整个组织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TCL集团培训学院成立于2000年，与其他集团的培训学院相比开办的不算早，但当其他集团的培训学院还在争相加紧内训的步伐时，李东生已经带领TCL“走出去，引进来”了。2004年，TCL集团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签订《战略知识联盟合作关系框架协议》，加强同国内外着名大学和培训咨询机构的广泛合作。与此同时“TCL高管一国际化培训班”也正式开班，这是面对WTO之后上市和国际化道路，李东生在知识领域果断采取的第一步。

　　随着集团不断壮大，李东生敏感地觉察到未来变革对团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学习要求，2005年把培训学院更名为“TCL集团领导力开发学院”，要求其承担起对集团中高层管理者进行有效培训的规划、组织和实施工作。通过内外联手，TCL培养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系统工程逐步启动：培养高层次的国际化管理干部，储备国际化后备人才;引入国际化企业的先进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提升集团整体的管理水平;共享北大知识库，为集团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随后李东生着手建立内部讲师体系，在公司内部聘请二十名高管作为学院讲师，自己更是首当其冲，多次在集团授课，为高管层进行培训。他和TCL的高层养成了互相赠送管理书籍的习惯，他常对他们说：“生有涯学无涯”，“量随识长，识随德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TCL内部实施系统的“员工综合成长计划”，重视员工职业生涯的规划工作，要求员工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并把员工个人发展愿景与企业发展愿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互为依存、共促互进的关系。

　　李东生说：“人一生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大部分都是在工作和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只要树立终生学习的决心，抱着谦虚诚恳的态度，具有学而不倦的精神，善于在工作中学，在书本上学，向同事学，向竞争对手学，就一定能不断提高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纷杂的市场环境，带领万人的集团企业，李东生不是没有压力。问起他如何排除压力，他微笑的说：“要争取做到把工作当成一种‘带薪的愉快学习过程’。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化压力为动力;也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有不断追求进步的愿望，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才会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成功机会。”

　　正是有这样的学习精神，李东生带领他的团队把一个当年靠5000元借款创办的地方小企业，变成20年后销售额超200亿元的大集团，并连续7年以超过50%的年增长率高速成长。

　　中国梦励志名人故事(三)

　　黄旭华，男，87岁，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听后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64年，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