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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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什么目的?如果出于鼓励消费的目的还有什么措施可以选择呢?下面是小编用心整理的专家建议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什么目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大家收藏并积极分享哟!

专家建议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什么目的

专家建议对50万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什么目的?

看了标题是不是就想骂专家了,别急,专家的目的是想刺激消费。咱们分析一下如果按照这位专家说的对50万元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的话到底能不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存款利息免税,但投资股票、购买债券获得的投资收益是要按照股息、红利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的。比如,买了100万元某企业的债券,年利率为5%,一年下来能够拿到5万元利息,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税后实际到手4万元,缴纳的个税为1万元(5万__20%)。

如果大额存款不再免税的话,利息收入也要按照20%的税率上税。还是以100万元为例,假设一年的定存利率为3%,那么利息就是3万元,需要缴纳6000元个人所得税,实际到手的存款利息为2.4万元。专家认为一旦对50万元以上的存款征收个人所得税“有钱人”就会觉得存款不划算,还不如取出来消费,从而达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作用。可我不这么认为,原因如下。对存款征收利息可以当成是降低存款利率,不就是在原有的利率基础上打了八折吗?换言之,50万元以上的存款利率为银行给出的80%,比如,3%的定存利率变为2.4%,2.5%的定存利率变为2%。

这么一来问题变成了降低存款利率能否刺激拥有大额存款的人取钱消费。熟悉存款市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2022年存款利率下调了吧。不仅六大国有银行下调了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就连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下调了几句,那么2022年的存款增加额变少了还是变多了呢?根据央行给出的数据显示2022年住户部门(个人)存款余额增加了17.84万亿元,而2021年只增加了9.9万亿元。2022年的平均存款利率低于2021年,可老百姓新存入银行的钱比2021年多了不少,这意味着存款利率虽然下降、储户拿到的利息变少了,可人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存款额度,反而越存越多。请问这位经济专家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又如何为自己的建议自圆其说呢?

另外一方面,对大额存款收利息税确实可能让部分储户“放弃”存款,但这不表示他们会增加消费。不存钱可以投资其它金融产品,比如理财产品、信托、股票、债券等,要知道“有钱人”的投资渠道可比底层民众多,人家会找到替代存款的投资方式,所以不一定会增加消费。无论从新增存款数据还是逻辑上来看对50万元以上存款征收利息税并一定能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相反还增加了苛捐杂税,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减税降负政策不符。要刺激消费就得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资本性收入,而不是变着办法减少实际到手的钱。建议这位经济专家好好想点提高大家收入预期的办法,不要为了提建议而建议,更不反其道而行,做出不利于老百姓的事情。

鼓励消费可以怎么做?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为此,本报告研究了鼓励消费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本文将从发放消费券、巩固高端消费回流趋势、优化个税计征和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四个方面,对未来可能实施的鼓励消费政策展开分析。

发放消费券是政府促进消费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也具有保障民生的功能。从国内各地方政府已发行的消费券情况来看,消费券规模占当地的社消零售总额相对较小,较高的满减门槛和商品品类限定也制约了消费者核销消费券的积极性。因此,消费券要发挥更大的促消费、保民生的作用需要在发放机制上进一步优化,包括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扶持、适当降低消费券的使用门槛、加大对日常类消费的优惠比重等。同时,可以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在促消费的同时推广数字人民币。

对于高端消费,疫情后我国奢侈品消费中在境内购买的比例显著上升。为巩固高端消费回流趋势,促进境内高端消费,可以通过修订消费税课征对象和发展免税购物店的方式降低高端商品的境内外价差,减少国内消费外溢。

对于优化个税征收,可以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计征个税,这样有助于实现税收的公平,减轻居民纳税负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消费。为降低税收征管难度,个税计征改革可以选择以法定夫妻为划定家庭的标准,同时允许个人申报和家庭申报的纳税制度并存,使纳税人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

对于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政策,将主要从放宽限购条件、税费减免、降低贷款门槛展开。限购政策方面,各地或将进一步放开限购,重点二线城市以及一线城市或将采取以家庭成员人数、家庭住房面积等标准认定购买二套房或多套房的资格。税费减免方面,2023年各地政府或在增值税和契税方面给予更多的改善性需求支持政策。贷款政策方面,预计2023年二套房首付比例和利率将延续2022年的下降趋势,同时有更多的城市调整执行首套房贷款首付的认定标准,以贷款结清情况、家庭人员数量、家庭居住面积等标准划定是否属于改善性需求,对符合标准的购房者给予首套房或接近首套房的贷款政策。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受疫情影响,2022年11月我国社消零售增速已出现少有的负增长,整体消费状况亟待提振。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发挥消费的稳增长作用,政府在2023年或将出台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鼓励消费政策。本文将从发放消费券、延续高端消费回流趋势、个税计征改革和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四个方面,对未来可能实施的鼓励消费政策展开分析。

一、发放消费券

发放消费券是政府促进消费的一种有效手段。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消费券发放能够显著促进居民的消费频次和消费金额(林毅夫等,2020),提升了商家的营业额,缓解了疫情对商家日常经营的冲击(汪勇等,2022)。Geng et al.(2022)利用中国香港的数据,估计消费券发放能够带来的消费增加约为消费券面值80%-101%。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多地纷纷出台了各类形式的消费券,在促进消费、保障民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当前消费券的发放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各地的消费券发行金额占当地的社消零售比重依然相对较小,导致消费券对整体消费提振程度有限。并且消费券多通过支付平台以摇号的形式发放,并不能保证真正需要消费券的人群从中获益。其次,目前的消费券普遍附带满减条件,需要购物金额达到一定的门槛才能够使用消费券。这一设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者使用消费券的动力,也不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压力。比较不同核销率的消费券发行规则,可以发现高核销率的消费券具有较低的满减要求。以核销率达到85.6%的杭州消费券为例,其券包构成具有小面值、多数量的特点。最后,当前的消费券多限定了商品使用范围,生活必需品在总体消费券品类中所占的金额比例可能并不高,导致大部分优惠商品并不是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所需。从消费券的核销率中也可以看到,高核销率的消费券的适用限制也相对较少,而低核销率的消费券包虽然包含的优惠券数量较多,但每一类都规定了适用品类,消费者并不会真正使用其中大部分的消费券,导致其最终核销率偏低。

消费券要发挥更大的促消费、保民生的作用,2023年各地政府在加大消费券发放规模的同时,也需要在发放机制上进一步优化。在发放对象上,在实施摇号发行消费券的同时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扶持。借助大数据技术定位低收入家庭,保障低收入群体获得消费补贴。在使用门槛上,适当降低消费券的使用门槛,促使更多消费者在小微商户中消费,同时,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定向消费券允许不设核销门槛。Geng et al.(2022)的研究也表明,即使中国香港在发放消费券时并未设置满减条件,消费券依然会带动消费者消费超出消费券面额的金额。在适用范围上,增加日常消费类的消费券比重,将餐饮零售等基础生活需求行业中的大量小微商户和个人工商户纳入消费券的适用范围中来。在发放方式上,在发放消费券的线上平台中,数字人民币正成为各地区发放消费券和消费红包的主要渠道。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呈现出覆盖消费场景广、活动优惠金额大的特点,数字人民币通过和消费优惠政策的结合,逐步融入了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为了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数字人民币,预期2023年各地的消费券将会更多的以数字人民币为载体进行发放。

二、巩固高端消费回流趋势

消费升级是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高收入群体的壮大,对于中高端消费的需求也日益提升。《202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个人奢侈品市场实现36%的增长,而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市场的21%。[1]报告也指出,近年来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出游受阻。2021年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占中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总额的94%-98%,而这一占比在2019年仅为32%。随着未来出入境旅游恢复正常,高端消费的海外比重可能随之上升,国内消费面临外溢,那么如何在2023年巩固高端消费回流趋势也将是促进国内消费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消费者选择在境外消费高端商品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端商品在境内外存在较为显著的价差,而这一价差部分来源于高端商品在我国境内需被征收税率较高的关税和消费税。因此,为巩固高端消费回流趋势,可以通过降低或减免高端商品税收促进境内的高端商品消费。

一是对于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档手表等商品品类,可以通过提高消费税的征收门槛,进一步区分其中的炫耀性奢侈品和已具有广泛消费需求的高品质商品,令消费者在购买非炫耀性奢侈品时免担消费税,从而激发消费者在境内消费该类高端商品的意愿和潜力。消费税是影响我国境内高端商品消费价格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消费税的主要功能在于调控消费行为,征收对象主要是不利于健康的商品、污染环境的商品以及高档及奢侈性消费品。随着我国居民整体收入的上升,高端商品对消费者的需求属性也发生着变化,但是当前消费税对高端消费品的征税范围却并未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消费税规定中售价在10元/毫升(克)或15元/片(张)及以上的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和护肤类化妆品皆为高档化妆品。而消费者广泛消费的诸如口红、精华等化妆品、护肤品等都要在征收消费税之列。这类商品已经区别于有明显炫耀性消费特征的奢侈品,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消费升级的必要需求。此外,消费税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烟酒、成品油和小汽车上,上述三者的消费税约占消费税收入比重的96%(罗秦,2019)。因此,降低高档化妆品和贵重首饰等高端消费品的税负对我国整体税收收入的影响较小。

二是在大中型城市、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景区等建设市内大型免税店,拉动周边消费。通过免税店购买高端商品是消费者降低高端消费品购买成本的一个直接方法。海南自贸区成为我国近年来免税购物的一大发展亮点。自2020年海南放宽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至每年每人10万元并扩大免税商品种类后,海南在2020年和2021年的离岛免税购物金额分别增长了104%和80%。其中个人奢侈品约占海南免税销售店销售额的95%,海南免税店奢侈品销售额占我国境内个人奢侈品市场的比重为13%。海南自贸区在我国境内奢侈品市场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全国各地的免税店主要集中在机场、陆路口岸,具有较大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我国已经成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已有21个,但除海南外,基于自贸区的免税商店仍不具规模。未来各地依托自贸区打造本地免税购物中心或将成为各地推动高端消费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为了令消费者更为便捷地享受高端商品的免税优惠,免税商店应当更加靠近居民的生活半径,因此在大中型城市建设市内大型免税店可以成为未来各地发展免税购物中心的方向。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旅游消费的恢复,可以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城市建设免税购物中心,吸引高收入群体旅游与购物。《“十四五”国内贸易发展规划》提出,要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免税店,表明未来我国市内免税市场将有望在购买限额、经营品类、购买资格等多个方面迎来质的提升。

消费的重要性

长期的经济学总结,已经证实了经济发展的重心最终都会转向消费,因为投资的边际效益会递减,进出口又容易受国际局势的冲击。世界上公认的高收入经济体,消费的GDP占比常在70%以上。可以说,消费是发展迈不过去的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从低消费通往“发达”,消费就是发展字面意义上的充分条件。

在社会学层面,一个高消费的社会,常会被总结为“消费社会”,并衍生出一套关于社会行为模式的分析。理论界的敏锐,事实上是捕捉到了一个真相:高消费的社会,构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经济体,消费由此反向塑造了人的思维与行为,人的心态变得舒展、开放,行为更具冒险性、创造性,由此构成一种独特的、迥异于前现代的社会景观。

社会进入这种状态,某种程度是种“幸运”。很多国家,其实并没有迈入这样的发展之境。一旦进入高消费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呈现。新增的商品、多样的服务,将直接进入每个人的生活;买与卖,也几乎成为所有社会成员言行举止的“原型”。这远比依赖某些单一产业的经济体直观上要显得“繁荣”,事实上也更为强大、有韧性,消费之网囊括了全体国民,经济层面的凝聚力是非同一般的。

从数字上看,消费的GDP占比连续增长构成了中国的发展趋势,我们要珍惜这种势头,从政策层面到社会心态,调整成鼓励消费、接纳消费的模式。社会的消费水准越高,社会语境就会越发的个体化、家庭化、人本化,毕竟消费是双向契约,商品和服务必须通过迎合换来买单。

再说得具体一点,我们应当对琳琅满目乃至光怪陆离的消费品供应,保持相当的宽容,鼓励消费创新。也不能用想象中某些产业优先的价值判断,去鄙夷、轻视那些“不高端”“不宏大”“不神秘”的消费品。经济体系的庞大与繁杂,注定了我们不能用单线条的逻辑,去实现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只能保证经济体系足够多元,在异常活跃的经济运转里,“等待”一个不可知的产业爆发、市场创新。人们未必能知道“进化”从哪开始,那么只能先保持“海洋”足够广阔。

此外,消费增长,只有在前景明确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否则人们转头就去储蓄。稳预期的诉求,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的当下,显得尤为迫切,而这也应当成为促进消费牢不可破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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