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

为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婚俗改革，营造文明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中国社会报社面向社会开展“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活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7篇，以供大家参考!

“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1

近日，民政部将河北省河间市等地确定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这是继殡葬改革之后，国家推行的又一移风易俗重要举措。婚俗是中国民俗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门类，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对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人生礼仪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不可否认的是，民俗文化中既有优秀的传统农耕文化因子，也有与时代发展和现代文明相悖的陈规陋俗。以往移风易俗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任何强制性的措施恐怕难以真正取得实效，反而有可能激起民意反弹，酿成公共事件。因此，婚俗改革的内容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过于笼统，改革的目标对象一定要明确。

高额彩礼是婚俗改革的首要目标。高额彩礼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城乡发展不平衡，适婚女性向城市流动的原因，也有农村男女比例长期失衡的因素。此外，市场经济观念影响、城市化进程加速等也是诱因。彩礼数额的高低与否是相对的，一般而言，呈现出小城市高于大城市，农村高于小城市，偏远农村高于城市近郊的特点。尽管彩礼问题长期存在，但最近几年似乎更加突出，高额彩礼造成的家庭关系紧张、离婚，甚至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成为精神文明建设、乡村社会治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不同政策的共同目标指向，这些政策均明确提出要移风易俗，革除这一陈规陋俗。它还关系到整个乡村社会从贫困走向富裕、从单向管治走向多元治理融合、从落后走向全面振兴与现代文明转型。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移易起来非常复杂，非一纸文件限定数额那么简单。

铺张浪费是婚俗改革的另一重点。宴请是中国礼仪文化的体现，《礼记·曲礼》中对进食之礼有烦琐而细致的规定，意在对宴席提供一套可以遵守执行的规范，民间的婚宴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继承和实践的成分。婚礼宴请，既有对婚姻缔结的祝福、婚事礼成的庆贺，也有主人对所有宾客的答谢之意，并在座次安排、上菜敬酒等细微之处大体遵循着传统的礼仪规范。因此，宴请本身并无不当之处。但凡事皆有度，如今的婚宴已经大大偏离了其基本意涵，演变为婚礼主办家庭的财富、社会地位以及重视度的象征，不仅通过酒、烟、菜品的种类、数量、档次等彰显上述的象征意义，而且通过进一步扩大婚宴的规模来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无形中赋予婚宴更多功利性社交的意义，从而使其超出了基本的礼仪规范。内涵的延伸带来了婚宴档次、规模、人数、饮食等的扩张，远远超出了参与宾客的合理食量，从上菜的杯盘叠摞，到宴席结束的杯盘狼藉，造成饮食的极大浪费，成为全社会铺张浪费的典型领域。

仪式奢华是婚俗改革的又一内容。举行仪式是整个婚礼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民间社会，长期流行着婚礼仪式比婚姻登记更能证明婚姻合法性的观念，故此，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均非常重视婚礼仪式。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逐步发生了改变，婚礼仪式多元化，中西方婚礼仪式都有一定的受众群体。不管何种仪式，问题的关键在于，婚礼仪式是由婚庆公司主导，还是由男方家庭的婚礼组织者义务完成。奔着盈利目的去的婚庆机构，与亲友组成的婚礼组织者大不相同，他们依靠极具渲染气氛功用的奢华铺设、生动夸张的仪式用语和颇为煽情的仪式表演，满足婚礼举办家庭的排场、体面、富贵等需求，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穷尽手段。尽管其所策划的仪式程序已经完全套路化，但又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根据男女双方家庭的要求适度调整，再加上近年来“仪式感”作为一个热门网络用语也得到了青年人的热捧，婚礼仪式恰好是满足“仪式感”的首选路径。因此，场面奢华、套路化中体现个性化婚礼仪式，外加前期各种档次的婚纱照，依然是当今婚俗消费中的一大支出。

份子钱攀升理应纳入婚俗改革之列。随份子，在民间有“送红包”“吃高价饭”“随礼”等不同叫法，同样是传统婚俗的一项内容，也是中国社会人情往来的重要表现形式，基本上与举办婚宴相配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份子钱的金额不断攀升，原本作为一种表达祝福、传递友情、反映亲疏的“随礼”失却了“礼”的含义，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表达变异成亲朋之间的人情攀比、个别党员干部的不法敛财之道、中低收入者的经济负担。在“好面子”的社会风气下，大众则陷入送与不送、送多送少、送出和收回等各种纠葛中，劳神费心，无端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

低俗婚闹则是婚俗改革的必然对象。拦截婚车索要钱财、折腾丑化男方父母、骚扰伴娘无下限等低俗婚闹近年来屡见报端，甚至也引发过刑事案件，是新时代婚俗中极为丑陋的部分。闹洞房虽然也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婚俗，但由于各地风俗差异，对婚礼上“闹”的容忍度也不相同，婚闹参与者应该遵守社会文化中的此种心理默契。大体上说，这些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低俗婚闹已经大大减少，但对于少数仍然存在的地区恐也难以强制纠正，除了善意的提醒外，可能还有待于人们思想观念以及地方恶俗整体生存环境的渐变。

婚俗改革是必要的，完全改掉旧婚俗或重新建立新的婚礼秩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客观而又现实地说，社会可以引导彩礼回到合理金额，积极倡导零彩礼;铺张浪费可借助新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仪式、份子钱乃至婚闹，本质上都是既要表达情意、情感，又要营造热闹喜庆的婚庆氛围，但都必须以适度为原则，回归到“礼”的本意上来。

“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2

《批复》提到的实验区遍布全国15个地区。“这些地方在某一方面属于典型，有的涉及低俗婚闹、彩礼过高或者铺张浪费的其中一个，也有的兼而有之。”婚俗文化学者、曾参与编纂高等学校婚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的刘秉季认为，此次被列为改革试点的15个地区，多数尚有改革空间。

《批复》称，实验区要围绕婚俗改革试点主题，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遏制婚俗不正之风，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这并非相关部门首次提出婚俗改革，多地在《批复》公布前已将婚俗改革列为民政工作重点。

去年5月，民政部曾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重申，要加大对高价彩礼等不良风气治理，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此后，四川、河北、内蒙古、河南等省份就婚俗改革提出要求并将其纳为2021年民政工作要点，有的还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在全省范围内推动婚俗改革、树立婚嫁新风，遏制封建迷信、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等的蔓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授李慧英曾带着课题组在河南省登封市、江西省靖安县、河北省永年县等地进行过田野调查，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政府部门有所动作之前，相关问题已经在全国比较广泛地出现了。“改革的初衷在于摒弃陈规陋习，此次下决心整治很有必要。”

《批复》公布后，改革有哪些新进展?记者致电多处试点地区的民政局了解到，有关婚俗改革的相关工作正逐步推进，详细的方案目前尚未出台，具体的出台时间还不确定，但工作人员均对改革表示理解和赞同。

“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3

讲排场比阔气”：别让婚宴变“剩宴”

婚宴，作为一种典型的家庭消费，除了见证美满、传递祝福外，也是一种“人脉宴”。尤其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跟风搞“大场面”的现象更为突出。

一场婚宴结束，留下满桌剩菜剩饭，很多人对这样的婚宴浪费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各类喜宴上的餐饮浪费令人咋舌，剩菜剩饭一般会占到菜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让喜宴变成了“剩宴”。

空盘就是“亏面子”、“硬菜”好看不中吃、喜宴标准年年高、吃不完也不愿兜着走……讲排场、爱面子以及守旧俗是造成浪费严重的主要原因。

殊不知，这种讲排场、铺张浪费的做法，加重了婚礼举办者的负担，与当前全社会倡导的节俭之风格格不入。

婚礼不应该是互相炫富，更多应该体现对前来祝贺嘉宾的一种感谢;打造“剩宴”并不能代表自己有多体面，追求健康餐饮理念、理性生活方式才是最大的诚意。

主人想着热情招待客人，在分量满满的菜品上体现诚意，但是，不浪费的婚礼更体面。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因虚荣心和旧风俗成为餐饮浪费重灾区的喜宴应该踩下“急刹车”。

“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4

“万紫千红一片绿”：天价彩礼，不是爱情

彩礼，古时候又称定亲财礼、聘礼、聘财等，来源于西周而后为历朝所沿袭的“婚姻六礼”，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而现在在某些地域、某些家庭，彩礼被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失去了本意。

“三斤二两”“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关于彩礼有很多俗语，“三斤二两”是指百元大钞的重量，按照一百块钱1.16克来算的话，三斤二两那就是15万块钱;“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子，不动指的是房子，如今结婚有车有房似乎已经成了标配;“万紫千红一片绿”就是一万张5块钱、一千张百元大钞，加起来也有十五万之多。

这一项项彩礼要求让人听着直打寒战，过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是“有钱人终成眷属”?

中国农村的婚嫁彩礼一路攀升，尤其是一些贫困山区从最初的几万元飙涨至目前十几、甚至二十几万元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个别农民把嫁女作为改变贫困生活的手段，使一大批年轻人因彩礼问题而“婚不起”，前段时间触犯众怒的“彩礼贷”可谓精准抓住了”用户痛点”。

作为中国民间已经流传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彩礼的存在也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它不仅是表明男方诚意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意味着男女双方家庭达成了婚姻契约关系，对男女双方忠于爱情都是一种“约束”。

但从情理上讲，彩礼的多少还应该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男方的经济实力相匹配，那种丝毫不考虑情感因素和实际情况的天价彩礼，既是对传统习俗的变态式理解，也是对现实婚姻的不尊重。

“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5

遏制天价彩礼迫在眉睫，对天价彩礼坚决说“不”!

“绑新郎搂伴娘”：不是热闹，是胡闹

婚闹本是中国的传统婚姻习俗，图的是一个喜庆，烘托婚礼的气氛，比如人们常说起的闹洞房就是婚闹的形式之一，“闹一闹才喜庆”“结婚不闹不热闹”等闹婚习俗根深蒂固。

然而，这种行为早已超出传统风俗和开玩笑的底线，出格的庆祝方式，让本该温馨的婚礼演变成低俗的恶作剧，有的甚至伤风败俗，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带来安全隐患。

比如，新郎被关铁笼浇绿漆，新娘被喷一头一脸的面粉，新郎父亲被打造成“烧火佬”造型，甚至还有伴娘被趁机猥亵。更有新闻报道，在郑州街头，一名新郎官被人用吊车吊至空中“喷烟雾”、“打屁屁”，场面很是尴尬。

结婚是一生的大事、喜事，按照当地的习俗适当地热闹一下，适当地“为难”一下新人，可增加婚礼的喜庆气氛，也无可厚非。

但是，偏离文明轨道的婚闹披着习俗的外衣、打着祝福的幌子，其本质就是“恶俗”。

婚闹民俗要遵循基本社会公德，不能偏离文明轨道。破坏公序良俗、超越法律红线的婚闹习俗就是极端恶俗，绝不能当作传统民俗看待，应该被列入“改革”的范畴，加强规范和整治。

婚姻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项任务，婚俗改革改的就是那些“不正婚俗”，使婚俗更文明，使婚姻更纯粹。

“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6

政府部门发布的有关文件中，天价彩礼几乎都被置于改革内容之首。当婚姻被金钱绑架，天价彩礼已经成为阻止适婚青年迈入人生新阶段的主要障碍，甚至酿成悲剧。今年3月，江西九江银行推出的“彩礼贷”就曾触动多方神经。

腾讯新闻谷雨数据曾发起过一项《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整理出了1846份有关彩礼的答案。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婚姻收过彩礼，一份“中国彩礼礼金地图”上显示，浙江以超过18万元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除了彩礼，还有超过七成送了首饰，近四成“顺带”送房、送车，类似这些物件被形象地称为“三金四银”“一动不动”。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是15个改革实验区之一，一位当地青年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当地城镇的彩礼多为“六万六”“八万八”这样的吉利数，经济落后的乡村地区有时反而高达10多万元，“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有儿子的家庭，他们希望把女儿的彩礼补贴给儿子娶媳妇用”。“近些年观念上有所进步，男女双方也会商量着来，大部分父母还是明事理的，但也有因为彩礼数额达不成一致导致结婚前几天婚事又‘黄了’的情况。为了改变这一风气，政府有过干预，但效果谈不上理想。”

刘秉季认为，在婚恋环境中，受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主观因素影响，政府很难制定统一的彩礼标准，即便有了标准，群众在实操过程中是否执行也有待观察。“从传说中最原始的彩礼‘伏羲制娶嫁，以俪皮为礼’，到后来发展为送物件和钱财，可以看出结婚最初和金钱并无关系，但目前的天价彩礼已经抹杀了彩礼在婚约中的角色，本质上是人们之间的攀比。”

李慧英的课题组深入调查后发现，天价彩礼背后深层原因有二：一是单一的“男娶女嫁”婚居模式导致生女孩“不合算”，女方希望通过彩礼寻求补偿;二是出生性别比失衡下男多女少，致使男性婚姻挤压，男方为了成家只好允诺高价彩礼。出生人口性别比，即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人数。《中国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我国当前主要的适婚群体“90后”的性别比为110.06，比“80后”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分别高出8.32、5.42。李慧英表示，男多女少造成的男性婚姻挤压使彩礼成为男性争夺适婚女性的重要竞争手段。

她向记者强调，天价彩礼是人们在大环境影响下的一种被动选择，平衡男女性别比、实行“男到女家”或“两头居住”的婚居模式，以及追求男女平等，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彩礼过高现象。

尽管遏制乏力，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举措也并没有缺位，今年元旦起实施的《民法典》就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各方推动下，已有可喜现象出现。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河北省河间市自2019年以来就有338对新人结婚实现“零彩礼”，6494对新人实现“低彩礼”，引发媒体关注。河间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今年他们还将继续邀请新人参加“520”集体婚礼等活动，鼓励市民移风易俗、喜事新办。

刘秉季认为，当代青年之所以高呼“结不起婚”，除了彩礼这一关难过，原因还在于婚礼会产生不菲的开支。“例如婚庆就包含了酒席、灯光、鲜花、舞台布置、演出、车队等，这些至少占到了所有婚礼开支的95%以上。”他建议，地方在推行改革时，除了遏制彩礼过高，还可以从注重婚礼仪式、弱化婚庆活动方面入手。

“我与婚俗改革”主题征文7

根植于深层的文化背景，面对的是复杂的现实情况，婚俗改革工作注定不好开展。

“婚俗不能完全否定，但一定要加以限制。移风易俗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婚丧嫁娶也是亲戚、朋友、同事、邻里之间交流感情的途径，不能一刀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向媒体表示，“如果希望有个政策、规定就能消除它，我觉得这不太现实，有效的方法就是限制一下。”

李慧英表示认同，她认为改革的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就事论事，另一种是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对症下药。“比如规定彩礼的最高线、统一制定操办婚礼的规格标准、给婚闹行为划出红线⋯⋯但从远了看，标本兼治才是遏制不良婚俗的最好途径。”

这不仅考验着基层治理中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也考验着观念引导和文化浸润的能力。

“我们在试点地区做了一些尝试后意识到，当地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引导。”李慧英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婚俗改革主要由基层来抓，而目前有些基层干部不太清楚怎么去做。“对基层村干部或者社区领导做一些培训很有必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改、方向是什么。再结合对当地婚俗情况所做的调查，明确具体存在哪些问题，改革就有针对性。”

她认为，民间蕴藏着很大的智慧，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此前已被探索出来。比如有很多农村建立了红白理事会，把婚事新办写进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去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观摩，这样改革时就能做到心里有数。”李慧英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老百姓虽反感随礼攀比等陋习，但深感一家一户势单力薄，如果以村庄支持、家庭尝试、村民欢迎的方式进行变革，一定会深得民心，有利于扭转社会风气。

谈及对婚俗改革有什么预期，刘秉季认为改革或将耗时许久且效果有待观察——一方面原因在于，婚俗多为经年累月沉淀演变而成的民俗，法律法规无法强制执行改革;另一方面，结婚属于刚需，能够展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承载着人们对新人的祝福，“过多干预会遇到阻力”。

但在李慧英看来，为期3年的实验时间还算充裕，“与其说有什么预期，不如说期望，这3年可以分期分批地实行改革。事实上，如果说某个实验区能在其中一项陋习改革中标本兼治、深得民心，这个实验区就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