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女人类学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菊与刀读书笔记，欢迎阅读参考!

　　高三时，我开始憧憬将来出国留学，而那个梦，牵引着的是两个高飞的风筝——美国和日本。去美国留学是很多人的梦想，美国是当代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民-主、自由和法制的一面旗帜(这当然可能只是自我标榜)，美国有着最优秀的高等教育……选择美国的原因那么多，去日本的想法，相对而言，就比较让人不解了。

　　其实，我想去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原因异曲同工。我所希望的，是在真真切切的两个世界中，真真切切的了解两个国家的人。或许，因此，我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或有意地改变身上的劣根性。我的思想深处一直觉得，中国的文化纵然辉煌灿烂，表现出创造者极高的智慧，我们的骨子深处，是有些劣根性的，我们的文化所培养出的某些国民性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需要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来自模仿与借鉴，就像婴儿牙牙学语。美国人崇尚自由开放，他们处世直爽，乐于交流和竞争，他们的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作为榜样。

　　日本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个难解的结。一方面，两国经济将成水乳交融之势;另一方面，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却多次在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看过刚上映不久的《南京!南京!》，对日本，乃至对日本人，我有时也充满仇恨。但同时，对它我又有着说不出的好奇。它能在内忧外患中，通过明治维新，成功的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岛国变成极具侵略性的现代化帝国主义强国;它能在战败后迅速崛起，30年时间就让它的平均国民收入赶超美国;日本企业在世界五百强中共有81个，居世界第二……日本人凭什么取得这些成绩?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武士道的内涵有哪些?疑惑太多，我也总想从日本人身上看到点什么，学到点什么，所以它也牵动了我的留学梦。

　　了解事物有两个方法，一是实践，比如留学目标国以了解目标国和她的人民;此外，阅读，从他人的经验、阅历中学习也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看来，我的留学梦遥遥无期，但对这两个国家的好奇却从未衰减。我唯有选择这第二种间接的途径。此时，《菊与刀》出现在我的视野，怎可错过!

　　是为阅读《菊与刀》的前前后后。其实也无非是动机强烈，意识对物质产生相应的反作用的结果。

　　《菊与刀》是本讲文化、讲民族性的人文类著作。然而本书的形成以及强大的影响力是他显得如此耀眼、如此与众不同。

　　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二战期间，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其后向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1946年，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发表后，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好评。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指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实，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确实，作者深刻而又敏锐的分析能力令人赞叹不已，特别是在当时日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坚持用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文化，这种坚韧不拔、宽宏大量的精神，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反观我们，2001年世贸大厦被炸后，谈到911，很多国民便神采奕奕的大谈美国是“活该、报应”。先不管美国与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这种行为本身即是非常不应该的。看待世界不能仅凭一时情绪，不能总带着有色眼镜，为911欢呼庆贺是对恐怖活动的认可，更是对人本精神的藐视!

　　在看《菊与刀》的正式内容之前，本尼迪克特首先就给我们上了有价值的一课——客观的审视世界，冷静的看待对手，摈弃简单粗暴的看待世界和历史的二分法，破除那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与刀》揭示了日本人的本质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服”等等。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文化，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

　　其实，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恬静淡然却又刚烈残忍。从对战争的看法可以看出，日本重视精神的力量，而对物质的对比嗤之以鼻。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上有这样一句，“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充分说明了日本是怎样将菊花和刀的精神结合起来。如果说菊花象征的是某种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刀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顽冥不化的崇尚由这种精神带来的道德优势和力量。这种重视精神轻视物质的文化内在，使得日本在作战时常常采取异常极端的方法，凶残的对待已经放弃抵抗的普通人民。

　　日本人为什么会发动侵华战争?这当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日本人“坏”。

　　日本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中没有原罪，没有忏悔，也不需要原谅。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忠义和各得其所来解释。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 因此，忠和孝成为他们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而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这两种力量完全则是成为了合力。日本人对天皇有着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诚，几乎成为一种准宗教。而在宗教中，神的发言是没有人可以质疑对错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

　　表面上，对天皇效忠使日本人疯狂的、不惜一切扑向中国。但是这一切的起源在哪里?日本是个有着强烈等级文化观念的国家，从中国汲取来的关于等级的观念，在这个国家里生根发芽，根深蒂固。日本文化里有种各得其所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虽然这和平等自由等观念相悖，但自由也有种含义就是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选择，因此对这种社会准则，我们没权评论。但可怕的是，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把各得其所当作最高准则。他们不仅为每个人找到位置，而且越俎代庖的要为每个国家打上标签。这正是日本发动大范围侵略战争的深层动机，他们认为自己在该地区内是处于等级的高序列，因此它要整饬这个地区的秩序，让每个国家处于自己应该的位置。这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输出，背后的精神内核就是可怕的等级制。

　　另外，从文化内涵上看，日本文化中有强烈的负恩感。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恩情根是一种让人难以承受的情分，因此，必须倾尽全力去偿还。但，报恩是由条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须是自己认为高尚的，可以偿还的人。作为从中国那里承受文化恩泽的国家，日本一直对中国怀着复杂的心理，既感到难以偿还，又对近代中国的沉沦感到羞辱，这种羞辱来自于其自身国力的增强，由此感到曾收到过这种国家恩惠的可耻。这种复杂的心情由各得其所的借口成为发动侵华战争的内在原因。它要为中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就是作为日本的附庸，并把这作为报恩的一种方式。

　　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把各得其所当作最高准则，他们要为中国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将这视为报恩的方式。然而，战争中的日本人发现，中国人并不欢迎他们，而只有仇恨。日本人意图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国际关系的等级秩序，只不过是一厢情愿。他们还没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并非每个国家都向他们那样痴迷于等级秩序，只能在稳定的等级中才能获得安全感。中国崇尚以和为贵，然而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前，所有中国人又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英雄气概站出来，即所谓“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日本人，没有想到，在中国他们会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一盘散沙汇聚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铁拳!

　　在“实事求是”方面，作为日本另一个对手的美国显得高明得多。日本是一个很独特，甚至很“怪”的民族，美国人知道他们对日本国情、人本文化、日本的民族性不够了解，他们不能不加区别的就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因而他们组织了学者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者中就包括了本尼迪克特。她在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亲自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后来，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而历史也仿佛是在设定的轨道上前进。毫无疑问，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方式是有效的，而这种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精神，归功于人类学家准确的预见。结果是日本投降后几乎没有抵抗，完全服从“敌人”的管理，而美国，通过清理并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为自己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源。在此过程中，我们惊讶的发现，正确的意识产生了如此巨大的积极作用，指导实践，趋利避害。

　　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他们的生活。任何外国都不能命令别国的人民接受某种方式。此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这是任何国家或民族都应遵循的，日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付了学费，希望它吃一堑长一智。而中国，完全可以依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发展，走和平崛起之路，只是希望不再出现第二个日本，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和认识。

　　其实，《菊与刀》中最经典的一些概括，在蒋百里的《日本和日本人》早有概括。蒋百里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可惜其卓越才智不得施展，只能要我们在看了蒋那些未来中日战争的预见和判断时叹息几声。虽然，蒋的判断和预见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是《日本和日本人》一书比起《日本论》就未免失色太多，所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一书顺带在结尾把蒋百里的文字附上，也不算委屈了它。

　　比起前面介绍的这些书，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今天看都没什么价值，尤其是《日本国志》。

　　我知道的最后一本企图全面而笼统介绍日本的书，是台湾人许介麟写的《谁最了解日本》，许同志对他之前所有写日本的书都很不屑，但似乎也没看出格外有价值的观点出来，也许是他的决心和掌握的史料与他所掌握的理论工具太不成比例的缘故，总之，我对此书没什么特别印象，如果不是通过GOOGLE，我甚至不记得这本书的名字和作者本人的准确名字。当然，他给了我一个按图索骥的作用，要我知道原来还有许多好书。

　　其实，赖肖尔(六十年代美驻日大使)的《日本人》也比《菊与刀》在全面了解日本近现代历史更有价值，但为什么上述书在中国统统不如《菊与刀》更著名，这真是件邪门的事情，也许，所谓民族性的判断之类东西，比起单纯的结合历史分析的东西，更能满足大众猎奇的口味，也许，对大众而言，一个人、一个国家全面而真实的面目并不值得特别关心，能提供多少新鲜奇特想象的东西才最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

　　说到日本，恐怕很多中国人马上会想到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它太有名了，太有影响力了，使得太多人张嘴就能重复其中的几句经典论断，虽然多数人并没有真看过它。

　　因为本尼迪克特本人毕竟是科班出身，体系严密，再加上《菊与刀》的名气，任谁推荐，它都会是首选。不过，说实话，重复看这本薄薄的经典小册子，给我的厌恶感比重读《光荣与梦想》来得还要强烈。这本书绝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如果中国人借助一个西方人的眼睛来了解同一文化圈中的日本，我相信对日本产生的误读和准确了解会一样多。因为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许多论断，是西方视野下东方人的共性，而非日本的独特个性。最典型的是这一论断:日本文化是没有"罪"感只有"耻"感的，在"耻文化"下，善行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维系的，而在"罪文化"中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省。这一所谓的"知耻不知罪"理论，几乎总是被今天的中国人拿来解释日本为什么缺乏真诚的忏悔。可是，很少有中国人认真想过，这一所谓的日本文化特征，完全是东方文化的共性，所谓的"罪文化"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中国人的悔罪意识丝毫不比日本人多，如果论今天两国对历史的反省，日本的态度要比中国诚实不知多少倍，当然，那是因为日本有战败后被施加的外在强制力。

　　不少吹嘘《菊与刀》的文字称，是通过这本书日本人才真正地认识了自己，这也太扯淡了，固然西方在现代各方面的成就都远强于中国和日本，但把一个西方人的小册子吹嘘到这一程度，这也对西方崇拜得太过头了。

　　在《菊与刀》之前，风靡整个世界介绍日本的书，是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这本同样很薄的书应该很对今天某些中国基督教宪政学者的胃口，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一个国家总得要与某种宗教全面挂上钩才会有宪政有现代化，当然，他们早已认为"某种宗教"其实就是基督教。这种观点，当年也困绕着新渡户稻造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导师--给日本一个突然现代化成功的宗教理由先?于是，就有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如果有人认为得有学术味才是好书，那么，《武士道》是本学术味道比《菊与刀》浓得多的书。《武士道》是刚刚"开化"的日本在"文明世界"最好的公关名片，新渡户稻造因此被日本政府格外褒奖。

　　《武士道》使武士在西方人眼中成了高尚的骑士、绅士、知识分子最完美结合的象征，而不是今天中国人概念里简单的野蛮残忍。《武士道》一书中对"武士道"的褒扬和作用的论述，恐怕中国人无法接受，但是，西方的骑士与武士相比是文盲，因为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也大都不识字，中国的君子与武士相比，则迂腐而无武勇，在西方和中国，骑士和君子在社会变革的作用的确无法与日本的武士相比，甚至他们起的是相反作用。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武士道》成书之时，日本正处于正在成型的上升期，新渡户稻造完全预见不到"武士道"延伸出的另外一面会把这个国家逐渐变成一个国家附属军队的畸形怪胎。

　　在《菊与刀》之前，全面评价日本的书，最有名的是戴季陶的《日本论》，今天依然有不少日本人认为，戴纪陶的《日本论》对日本的认识深刻程度远在《菊与刀》之上，可惜的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中国人知道《日本论》的。这本标价仅三元人民币的书，在我看，是迄今为止介绍日本的书中写的最好最深刻的。戴季陶和那个时代的多数中国青年精英一样在日本留学然后干革命，长期居留日本的经验以及与日本各阶层的广泛深入关系，再加上中国与日本属同一文化圈中的那种独特敏锐，都是只靠几个月时间借助二手资料了解本尼迪克特无法企及的。尤其对需要了解日本和近代中日关系的中国人来说，涉及了近现代中日关系中大量今天鲜为人知事实的《日本论》，其价值是《菊与刀》所远无法比拟的。在今天中国人对中日关系和历史的理解越来越愤青化的时候，我强烈建议各位买了此书给自己一次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