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

　　圈子的增多与细化，跟社会本身的开放度和容忍度有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人世间洋溢着真假、善恶、美丑，需要人们求真、惩恶、尚美。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而是任其发展，假恶丑一视同仁。这样的好人主义，权高者毁国，权低者坏事，无权者毁己。秦朝末年，弄权者指鹿为马，好人主义者不予反对，让秦始皇计划万年的江山二世没搞完，就让刘邦项羽翻了天。各种法制原则，好人主义者变通执行，让法制原则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结果腐败丛生、怨声沸腾。好人主义者，以惺惺作态的模糊态度，让真善美孤独成长。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言论形式，对于纠正、提醒言行不当，具有关键时刻醍醐灌顶的神奇作用。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一味表扬或沉默，让错误如野草疯长，还让当事人觉得这是秋收丰年的节奏。在这里，好人主义者就是温水，让错误横行霸道如青蛙，最终毁掉的是青蛙。好人主义者，不会说忠言，只有蜜语或谗言或无言，结果让大局成为乱局、败局。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将人类社会最崇尚的民主与集权统一，各自得到体现。许多宏伟大业成于民主集中制，远的有大唐时代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之民主之集中。近的有我党从1921年到1949年之间300万名共产党员用无畏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和共和国政权，之所以能如此，民主集中制凝聚了党心民意。好人主义者不发挥民主之作用，也不做实集中之实，而让民主不充分，让集中不科学，使民主集中制走了形式，搞了过场。

　　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害己。这种利己是短期利己、长远害己。好人主义者内心都有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小算盘，都有以不得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处事哲学，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的利我大于一切，什么组织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统统不值一提。其实，好人主义者是猢逊，而组织、国家、民族利益是大树。大树未倾，猢逊可得短时安宁，一旦倾倒，猢逊只能“鸟兽散”。说到底，好人主义就是私与公关系的利私选边站队。在好人主义者内心深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只是被暂时性、表面性的做派掩盖了。每个好人主义者都是个人利益唯我独尊的虔诚信徒。

　　好人主义既然如此多的坏处，何以被许多人深信笃行?这是因为，好人主义能够不得罪人，能够不树敌，能够规避矛盾锋芒，坐收“鹬蚌相争，黄雀在后”之利。此利在好人主义者看来，是民心所赐，而此民心是好人主义的实践结果。其实，此民心是好人主义庇护的小集体民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民心。欲以好人主义得民心，实属不掘井引泉止渴而迷恋饮鸩止渴之举，非也，悲也。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这个责任不能光说不练，要体现在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要体现在决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敢于批评、敢于斗争，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高尔基有言，“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就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万事严中求，严师出高徒，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也是一样，“好人主义”出不了好干部。要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常态，抓早、抓小、抓始、抓细，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当碰硬较真的“铁匠”，不当睁只眼闭只眼的“木匠”。如此，对干部本人利莫大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利莫大焉。

　　干部身上出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及时提醒、批评、制止，防病于未发，治病于未起，是我党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正是靠着这一“法宝”，严在平时、严在经常，修枝打叶、纠偏纠错，治患疾于“未”，断诱惑于“始”，绝蜕变于“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致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等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日用品”成为了“稀缺品”。有的对干部身上出现的“小毛病”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该拉脸时拉不下脸，该下手时下不了手。等到出了“大问题”，能捂则捂、能盖则盖，处理上能松则松、能宽则宽，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

　　严是爱，宽是害，松松垮垮出灾害。干部出现违纪违规苗头时，如果得不到“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会由最初的“疾在腠理”“疾在肌肤”，演变为“病在骨髓”“病入膏肓”。大量案例已经揭示，一些干部之所以出现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自由落体”，往往与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人主义”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就继续在问题丛生的漩涡中沉沦。就算有人考虑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说出了问题所在，但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下场。所以，即便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了，那还是拖着吧。谁也不容易，谁也不得罪，问题不解决，自己也没啥损失。“好人主义”盛行的原因是组织中存在“老好人”，“老好人”就是好好先生，什么样的人都说他好，他跟谁都合得来，并且这种“老好人”有时候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

　　要解决“好人主义”的问题，首先需要认清“老好人”的嘴脸。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喜欢当“老好人”，博得大家对他的一致赞扬。有人把“老好人”归咎于孔子身上，他们认为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就让人做“老好人”。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实孔子批判过“老好人”，我们来看看《论语·子路》里孔子的弟子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中体会到孔子对于“老好人”的鲜明态度:“老好人”不咋地!如果一个人混得大家都讨厌他，这个人无疑有问题;但一个人混得大家都喜欢他，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善良的人喜欢他，邪恶的人讨厌他。一个人如果善良的人喜欢他，说明他跟善良的人走得比较近，有善良人的特质。如果邪恶的人也喜欢他，说明他跟坏人也走得比较近，又有坏人的特征。那么，这个人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什么坏人，可更不是什么好人。那么，他是一个伪善的人，也就是伪君子。孔子还对这种人有一句经典的臭骂:“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就是全村人都说他好的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道德上的贼人”。这种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是在利用道德伪装偷偷得好处的人，像小偷一样。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对待身边的“老好人”呢?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孔子说，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以，我们要认清“老好人”的真面目，要敢于当面提出“老好人”的问题，让这种“老好人”没有市场。

　　要消除“好人主义”，就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有效地解决党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使得党员能快速成长起来。但这种优良作风在个别地方被异化成“表扬与自我表扬”，或者谈一些表面的、无伤大雅的问题，不去讨论真正的问题。如此，党员个人不能真正认识到错误，积极改正、获得成长，所在的党组织也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所以，要消除“好人主义”，关键还在于落实《条例》的规定，问责“老好人”不负责、不担当的责任，让“好人主义”没有生存的土壤。

　　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好人主义”并不鲜见，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将虚头巴脑当“忠诚”，具体来说，“好人主义”主要有以下四副面孔:

　　不作为型

　　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

　　讲求“混”，工作马马虎虎则可，表现勉勉强强为上，上不得罪领导，下不招惹同事，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工作时间喝喝茶水，终日精神不振、思想涣散，在他们看来工作不是干出来的而是混出来的，因为就是这种混的思想让他们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以及领导的赏识，既不会被同事嫉妒，又不会被领导“拔刺”，他们成了标标准准的“老好人”，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安安稳稳拿工资，而唯一的工作也是安安稳稳拿工资。

　　粉饰太平型

　　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

　　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曲意奉迎型

　　这种人见了上司弯腰如虾，柔声如猫，即使不在口头上说自己是孙子，也要在精神是自贬三辈。

　　遇事随声附和，对上级的工作不作辨别，不提意见，口中常挂的就一句话“您哪说我哪办”，有时明知上司有错，也不纠正，不制止，不提不同意见，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更是唯唯诺诺，刻意奉迎，如果上司说轮船能在天上飞，他便会说轮船在天上比飞机飞得还快还好。这种人时时处处迎合上司心理，让上司很受用。

　　相互利用型

　　有心“栽花”，无意“栽刺。

　　为了进退自如、升迁有余。他们就象水中的鱼儿一样，上边能游下边也能游，领导面前“抬轿子”，下属面前“吹哨子”，两头逢迎两头惹，不但是领导眼中的“好下属”，而且是下属心里的“好领导”，在善“游”者的观念中，出不出成绩没有关系，反正只要“轿子”抬的好，领导就会提拔，只要“哨子”吹的响，下属就会拥护，就算偶尔犯点错误，也有领导庇护、下属求情。

　　党教育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对其成长不负责、不担当，不敢批评、不敢问责，导致党员干部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思想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

　　所以，一定要彻底铲除“好人主义”。

　　在王岐山看来，问责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主义作祟，有关部门和领导干部不愿得罪人，往往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种做法在《问责条例》颁布后就要行不通了，因为《问责条例》释放了新的信号:对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如何实现对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很简单，《问责条例》为打通“能上能下”渠道做出了完美“助攻”，让“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了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让无数领导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而近日开始执行的《问责条例》，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