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人都承受得了过分的压力

|忧伤草2

  压力是有好处的。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如果压力过大,让人喘不过气来,就会让人绝望、退却,从而带来本能的反抗。

  人要进步,最好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

  目标怎样设定好呢?孔子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也就是说,你设定的目标越高远越好。即使达不到这个目标,那么经过努力,你也必定会达到一个同样不赖的新境界。

  比如说前段时间王健林那样的小目标。最后即使你挣不到一个亿,但你挣到了五千万、一千万,都是人生赢家。

  鲁迅就曾经指出:白话文运动为什么最终得以席卷全国,改变了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文言写作呢?不是因为白话文足够好,而是当时钱玄同提出要废除汉字,一律用罗马字母写汉字,像英语、法语这些西方语言一样。

  此主张一提出,比起叫他们用白话文更加难受。“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

  人的追求大概也是这样,给自己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可能会发挥出自己意想不到的潜能。

  然而,这是真理吗?

  是,恐怕也不是。

  北宋时期,王安石大刀阔斧改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天边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你们什么都不用学,只用跟着我就行了!

  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最猛烈的改革中,王安石带领着北宋臣民一路高歌,所到达的境界让人惊悚。

  他最得意的政策是青苗法:每年春天,各地政府给农民贷出青苗,到收成之后连本带利收回来。国家贷款的利息肯定比地方土豪的要低,王安石的意图非常美好:农民贷了政府的苗,少给了利息,自己得的就多了,不仅农民富足了,国家仓库也充实了,还一并压制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一举三得。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扯了蛋。王安石改革操之过急,希望一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摊派任务并严令执行,国家根本没有足够诚信的官吏去完成任务,最后的结局是:

  贪官污吏不仅要农民缴纳既定的利息,还巧立名目额外课税,农民甚至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士夫沸腾,黎民骚动”。甚至有人说,王安石改革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目标要高,压力要有;但目标太高,看不到希望,使人陷入了极度恐惧与绝望之中,连正常目标都无法达到。

  同样是改革,相比而言,明朝的张居正则显得更加成熟。

  张居正面临的明王朝,同样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他要改革,却不是像王安石一样声言完全抛弃祖宗家法,而是抬出了明朝最大的祖宗——太祖朱元璋作为他变法的依据。

  比如,他提出实行“考成法”,即每年年初给各地官员设定任务计划安排,每月一小考,每年一大考,到固定时间要考核官员们履行职务的情况。考核不过关,自然要被好好修理一番。

  张居正的改革同样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但是结果却让明朝晚期官场的作风为之一变,并在万历年间创造了一小段久违的太平时光,就如腐朽的明王朝的回光返照。

  就改革理论来讲,张居正比王安石逊色可不止一点。王安石大刀阔斧,大快人心,相比而言,张居正的小打小闹,最多算个改良。

  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王安石改革很快失败,张居正却算是小有成就。

  其中不同之处就在于,王安石宏大的目标之下,必有重压,压力过重,带给人的可能只有绝望和反抗。而张居正的变法虽然从理论上说略有缺憾,却容易让人接受,润物细无声,改变于无形。

  并非所有的目标都能实现,并非所有的压力都能克服。实现目标、克服压力最关键的是需要一段缓冲期。

  心理学上流行三个术语:舒适区、学习区、恐慌区。任何人或者团体要进步发展,就要离开舒适区,离开熟悉的环境,尝试新事物。

  每一次离开,都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恐慌。此时最需要学习经验(即进入到学习区),不断探索,才能一步步扩大舒适区。

  但如果超出原来的能力范围太多,就会陷入恐慌区。如王安石变法,硬生生要把中国带到了没有任何经验可以依循的恐慌区,结果一败涂地。

  我们不能一拳将自己打肿成胖子。要长大长结实,还是好好吃饭,慢慢锻炼,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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