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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修身的例子

发布时间:2018-07-09     来源:长大导航  浏览次数:79

(1)诸葛亮的廉洁故事
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诸葛亮一生“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深为其所动,之后跟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巨细,每次都鞠躬。他5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与曹魏短兵相接。
(2)三辞新居

王树声就任总军械部部长后,按照规定有关部门打算给他修建一套设备齐全、装修较好的住房。但王树声谢绝了。他考虑,国家正在搞经济建设,到处都需要花钱,自己能为国家节省一点是一点,只要能住下,有个办公、会客的地方就行了。他坚持不建单独小院、楼房,只建一般平房。这样,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狭窄低矮的平房里。这所房子外无围墙,屋内装饰一般,陈设简朴,只有一些日常的木质家俱,和普通的人家没有什么区别。
总军械部撤销后,他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原来居住的大院房产转属另一单位。组织上考虑他多有不便,决定为他另觅地方,建造新居。有关部门的同志很重视,积极帮助王树声挑选房址。开始,规划人员给王树声找的房址在玉渊潭附近。这里紧靠八一湖,近临引水河,绿荫环抱,环境幽静,风光宜人。老将军一眼就看中,正待说定,忽然看见不远处有几间民房,即问这碍不碍事。规划人员说,如果要在这里建房,就动员那几户人家搬迁。王树声思忖片刻,摆手说,“还是算了吧,凭什么要撵人家老百姓!”

后来,规划人员在故宫筒子河畔找到一处明清时古建宅院,当时无人居住,就请王树声过目。陪同的人怕老将军看不上,就指着护城河说:“您瞧,这地方难得呀。将来盖起了新房,坐在窗下就可以钓鱼了。”王树声连连说:“嗯,不错,不错!”接下来他问:“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员说,这原来是西藏某上层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长选中这个地方,把老房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树声一听,连连摇头说:“不妥,不妥,少数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这是民族政策,他现在不住,以后还是会把他请回来的。再说这是古建筑,破坏不得的,麻烦你们再选一处看看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规划人员又在北京饭店西边,找到一处四合院,也无人居住。王树声到现场看后也比较满意,但一问,这原是某民主党派的办公场所。王树声断然说:“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党派的机关呢。”陪同的人忙说:“他们早就被红卫兵赶跑了!”“那是胡闹!”王树声浓眉一锁道:“民主党派关系到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我王树声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他们迟早要回来办公的。”

就这样,建新房的计划一再落空。王树声一家仍住在原来简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去世。
(3)“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4)毛泽东的廉洁故事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袜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 现在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廉洁。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一把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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