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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女神探”聂海芬将晋升?聂海芬最终处理结果成谜

发布时间:2017-06-27     来源:bjweekly  浏览次数:8

据爆料,因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出名的“女神探”聂海芬,目前正在北京接受晋升前培训,其警衔将由原警督晋升为警监。聂海芬最终处理结果是被记大过一次,不再担任大队长。她仍然在职,只是“很久不来单位了”。……

浙江“女神探”聂海芬将晋升?聂海芬最终处理结果成谜

编者按

据律师朱明勇3月23日微博:因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出名的“女神探”聂海芬,目前正在北京接受晋升前培训,其警衔将由原警督晋升为警监。

另据媒体人石扉客微博:全国所有升监的高级警官都需先在公大进行例行培训,聂海芬因符合升监条件,确在这次警衔晋升培训名单之列。但浙江省厅并未直接报送聂,聂也未参加这次培训。

3月25日广东卫视播出的《社会纵横》节目,有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人士透露,聂海芬被记大过一次,已不担任大队长。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称,聂海芬仍然在职,只是“很久不来单位了”。

2014年4月,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证实,张氏叔侄案与萧山五青年案,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相关人员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

有人认为,聂海芬不是一线侦查人员,故不需要承担责任。张氏叔侄的律师朱明勇认为,作为把关人,聂海芬是此案的最终负责人。

聂海芬在此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请看——

“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不幸失守。

7年前,侦破张氏叔侄杀人案的巨大光环,照亮了“女神探”聂海芬,现在却让她在聚光灯下无处可躲。

2006年3月3日,时任杭州市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接过勋章和证书,成为1960年以来惟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

《杭州日报》当时的报道描述:若非是置身颁奖现场,记者很难相信,这个有着一双亲切笑眼、一对甜美酒窝的窈窕女性,就是传说中那个专与死囚对话的现代女“提刑官”。

报道说,这位女预审员在近五年里,牵头主办重特大案件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她所办理的诸多案件,只选了张氏叔侄杀人案。

偏偏这最得意的案子,成了冤假错案的典型。

正是聂海芬的预审结论,推动张氏叔侄杀人案错案办结,随后经公诉、审判两个环节“错上加错”,最终偷走了叔侄俩十年光阴。

对于“女预审员问题”,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徐定安称,“不管哪个环节、哪个人有问题,都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神”推测:只往有罪方向

2003年5月19日,安徽少女王冬被发现赤裸陈尸于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一条水沟内,18日晚搭载被害人的老乡、货车司机张辉、张高平侄叔俩,被认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根据上述央视节目,因为两个嫌疑人的口供一再反复,案发地西湖公安分局请求聂海芬“出马支援”。

“在这个案子之前聂海芬已经很有名,能力确实很强。”曾与聂海芬一起学习过的一位杭州资深警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受聘担任杭州市警校兼职教官,自编教材,向新人“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二十多年的预审经验。

聂海芬出生于1965年9月,1986年参加工作后很快成为预审骨干,是浙江省“刑侦行家”。她担任队长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负责主办全市公安机关市级管辖杀人、抢劫、爆炸、投毒等重大恶性刑事案件的预审办案工作。

“女神探”介入前,俩嫌疑人已交代了叔叔协助侄子强奸受害人并抛尸的“犯罪事实”。问题是,事实真相还要依靠证据说话,但恰恰是现场取证陷入了困境。

摆在聂海芬面前的,是一起只有口供,没有任何物证的案件。在节目中,聂海芬坦言,当时既没有在被害人身上发现精斑等痕迹,也没有在车上找到任何物证,受害人指甲里留下的男性DNA,经鉴定与俩嫌疑人无关。

聂海芬决定先查证有没有第三个嫌疑人。在她的指导下,侦查员先后三次去安徽,试图找出被害人DNA鉴定中的另一名男子,结果一无所获。

于是,她“只剩下一种选择”——查证张辉、张高平的犯罪嫌疑是否属实。

2006年,时任杭州市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的聂海芬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聂海芬的招数是:抓关键细节,把细节串起来去思考;然后通过调查去固定或者判断细节的对错。细节何来?完全就是张氏叔侄的供述。

办案民警吴伟说,要把每个细节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固定下来,如果形成一致的共同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张氏叔侄供称作案抛尸时听到水流声,但当地群众说,我们这条沟里平时没有水啊。聂海芬就带着侦查人员去调阅水文数据,看有没有下过雨,形成水流量,能让犯罪嫌疑人在抛尸时听到水声。

嫌疑人称强奸了受害人,但尸检没有任何残留物。聂海芬跟刑侦人员就去请教法医,法医分析说有可能啊,比如经一夜的水冲过以后,把被害人体内强奸的痕迹冲掉了。

聂海芬还做了多次侦查实验,比如找了辆货车从安徽开到案发地。

经过聂海芬及侦查人员的艰苦努力,基于口供形成的“客观事实”就这样拼贴而成,“她的时间都是精确到秒的,距离是精确到米的”,最终在参与办案的民警吴伟眼里:“无懈可击”。

“女神探”的一系列动作,让办案民警们佩服不已。然而,几乎所有的推论,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经不起推敲。比如,受害人尸体未有被强奸的遗留物,是可能被水冲走,但也有可能根本没被强奸。

浙江省一位公安系统人士说,预审工作包括查明案件事实和判断有罪无罪两项主要职能,“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聂海芬的问题是,只顾查实,忽略证伪。所有的方法,都是冲着证明嫌疑人有罪供述的合理性而去,“其实就是有罪推定”。

张辉、张高平自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至2013年3月26日经再审改判无罪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3596日。

预审员:审查缺失

此次浙江高法翻案,判决书认为不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尤其以比对上DNA的勾某某嫌疑最大。

遗憾的是,勾某某2005年犯下一起强奸(未遂)杀人案,作案手段与王冬案非常相似,该案审核人正好也是聂海芬,但在之前的审讯中她“未曾发现勾某某具有作案嫌疑”。

此前的DNA鉴定结论,虽已明确指向与张氏叔侄无关,但仅凭有罪供述,他们依旧被认定有重大犯罪嫌疑。

而最新的判决书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当事人的有罪供述,系侦查过程中警方使用“牢头狱霸”袁连芳迫使诱逼作出。

而“神探”聂海芬用以推理串连的各种细节,均基于两位嫌疑人的供述;然后,她想方设法加以印证。

残酷的是,这些供述是当事人被迫捏造的。浙江高法的判决书确认,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合法,本案“不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情况”。

聂海芬是否对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完全不知情?在央视节目中,她说,“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

错误从侦查的一开始就铸就,而作为预审员,聂海芬本有可能也有责任发现并予以纠正。

与国外的预备性审理不同,预审在中国存在于公安机关内部,在1979年刑诉法和侦查、拘留等并列写入公安机关职能;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明确,“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2013年开始施行的新刑诉法,这条规定原封不动。

自1996刑诉法第一次大修之后,公安机关开始推行“侦审合一”,聂海芬所带的预审大队,就隶属于刑侦支队。但无论分合,预审存在于侦查程序中,但有别于侦查且责任重大。在“侦审合一”后,对办案警察的要求是:既能侦查,又会预审。

1979年公安部制定的《预审工作规则》称,预审人员的职责是,查明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查明犯罪情节的轻重,正确地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检验核实侦查所获的罪证材料是否确凿,“保证不放纵敌人,不冤枉好人”。按照浙江省公安厅徐定安的说法,预审承担的是破案后、移送起诉前对相关证据材料审核把关并形成诉讼卷宗的职能。

曝“女神探”聂海芬将晋升

按照规则,预审人员对被捕的嫌疑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必须进行审讯,“对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应当问明来源和根据”;对嫌疑人的申诉和嫌疑人提出的反证,都要认真查对处理。预审员在发现不应该逮捕的时候,还应立即报告领导人予以释放。

广州《羊城晚报》记者曾拿出聂海芬照片给张氏叔侄看,二人均很确定地表示,“没见过”。记者追问有无被女警官提审过,二人均坚决否认,叔叔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侄子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时,“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

南方周末记者在本案的案卷记录和一线侦查材料中,也没有找到聂海芬的名字。

在此案中,预审的一些禁止性规定,也没得到执行。最明显的莫过于,禁止刑讯逼供,而像袁连芳这类协助公安机关侦查的特殊人员,原则上“不得作为证人”。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则不幸失守。

不过,在杭州的公安系统,不少人对聂海芬报以同情和肯定态度。有人就提到,她现在的职务还是大队长,依然在一线工作。

2011年7月,在浙江省广播电台的《我是党代表》节目中,这位现代“女提刑官”再次登场。节目举的两个案子,都是讲述她如何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使其认罪伏法。

“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节目中,她再次道出自己的座右铭。

但对于一个预审员来说,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是否合适?在5月6日《人民法院报》所载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的文章中恰好对这句话有所论述:“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返回腾讯网首页>>

来源:news.feng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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